第二节 卫所之弊
除了崇祯个人原因以外，明朝在军事制度上也有严重的问题，表现在皇帝手里无兵，地方部队逐渐军阀化，这是战事不利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战事不利又加速了军队向军阀化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军队向军阀化发展与卫所制度密切相关。
明代军力分为边防军和地方部队，其中边军是国字号部队，负责对外战争，地方部队力量较小，主要负责对内镇压。但是边军分驻在长城沿线各要地，固定在卫所和军镇里，因其远离中央实际上也成了地方驻军，这样中央就没有可以直接操控的部队，京营虽由皇帝掌控，但是只负责保卫京城，人数不多，不足以抵御大的风浪。
与卫所相应的是世兵制，世兵制天然就有一种强烈的军阀化的趋势。兵户以当兵为职业，世代为兵，时间一长就会在官兵中形成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总兵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并确保在战争中的安全，都会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律，将部队打造成忠于自己的私人武装。虽然总兵有时会轮岗，但是随着总兵培植自己势力的周期越来越短，轮岗也很难阻止其向军阀化发展。由于战争对稳定性的需要，这种轮岗变得越越来困难。
另一方面，在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思想指导下，军官大都提携自己的子弟和家仆，从而出现了一人升天，仙及鸡犬的局面。如李成梁、祖大寿、吴襄等人都有众多亲属在军中任职，这种状况在明末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些都加剧了部队军阀化的倾向。
军队军阀化以后就会造成军事指挥调动的失灵，严重影响战斗力。当敌弱我强的时候，军阀不急于从根本上消灭敌人，而是养敌自重，以便邀功请赏，谋取私利。当敌强我弱时，军阀明哲保身，胆小畏战，一遇困难就抛下督师逃离战场，从而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战事惨败。有些军阀甚至私下与敌人达成默契，使战争变得诡谲而奇怪。因此无论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如何，明朝都没有取胜的可能。
也许有人会问，满清实行八旗制，八旗的旗主个个都手握重兵，实力强劲，为什么没有向军阀化发展呢？
这正是我想说的下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央军队的问题。虽然八旗旗主手握重兵，但是汗王手里握着更重的兵，汗王还可以采取打一个拉一个的策略，从而对个别旗主形成绝对的军事优势，使他们不敢反抗。
明朝的问题正是缺少中央直属的部队，皇帝和兵部完全被架空，没有强大的中央直属部队，就没有凝聚各军的核心力量，也不能对边军和地方部队进行监督胁迫，造成了军阀化无法控制。
明军中只有一个人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个人就是吴甡。
吴甡是东林党人中少有的实干家，与许多东林党人一样，他擅长政治斗争，从天启年间就深度参与党争，不仅与魏忠贤过招，后来还于温体仁及其朋友王永光掐架。在党争方面，他最大的手笔就是崇祯初年首倡“饮定阉党逆案”，正是由于他的建议，崇祯皇帝才对魏忠贤集团大开杀戒，他也因此获得了“杀气吴甡”的“美誉”，名列“二十四节气”之首。
与那些光说不练的东林党人不同，吴甡不仅说得好，练得也不错，他不仅擅于指挥笔杆子，而且擅于指挥枪杆子，不仅擅于在朝堂上文斗，也擅于在地方上武斗。《明史》记载，在巡按河南期间，有“妖人聚徒劫村落，甡遍捕贼魁诛之”，陕西民变狂燥之时，他带着圣旨和内帑到延绥一带赈灾，此后留任陕西巡按，期间“数为民请命，奏无不允”，崇祯七年九月，吴甡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当时民军在陕西和河南之间上窜下跳，与官军躲猫猫，把洪承畴等人折腾得四脚朝天，然而夹在陕西和河南这两个重灾区之间山西却歌舞升平，十分安宁，不仅没有本地强盗，连路过的也没有，这主因为吴甡治“每岁暮扼河防秦、豫贼，连三岁，无一贼潜渡”。
十五年六月，吴甡因治行卓著超擢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权力中心，入朝后很快又从武斗转为文斗，从战争转为党争。首辅周延儒为他的朋友，“阉党”成员冯铨、张捷等人复出奔忙，他提携拉拢吴甡，希望获得他的支持，然而吴甡表面含糊其辞，暗中却进行阻挠，两人的关系渐渐不和谐起来，后来他们各自拉扰同乡，成立了两大门户（甡居江北，延儒居江南，各树党）。
十六年三月，李自成在中原一带肆虐并跑到湖广割踞称王的时候，山穷水尽的崇祯哭着对吴甡说：“你有地方和军事的经历，到湖广督师去吧。”
这是一个靠谱的任命，但是来得有点晚。吴甡吸取了傅综龙和汪乔年手中无兵的惨痛教训，坚持要从宣大抽取精兵三万归自己直辖才能上任，而且要从南京向武昌方向发展，以便阻断敌人南下之路。
在当时的形势下，吴甡坚持拥有自己控制的部队，然后挟制拥有众多人马的左良玉部的思路可以解决明军总督无兵，将领军阀化的难题，而他巩固南方的策略有助于积累力量，使李自成不敢轻举妄动。然而由于北方局势紧张、以及军饷难筹等原因，崇祯不可能把希缺的军队和粮草投入到南方，他没有接受吴甡的请求，吴甡也一直拒绝赴任，争论持续了半年，崇祯一气之下将吴甡罢免，后又罚他遣戍金齿卫，不久明朝灭亡，吴甡重获自由。
否定了吴甡的主张后，崇祯将宝押在孙传庭的身上，操切地催促他出征，最终招致惨败。
赞曰：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不要再从天气、财政、制度等方面寻找了，这些原因貌似深刻，其实舍本逐末、混淆重点。仗打赢了，一切都能转好，仗总打不赢，什么都好不了。李自成和满清行军打仗经常没有后勤，然而他们不仅打赢了，而且队伍越来越壮大。制度没有十全十美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该变的时候不变，造成了损失，不能说原先的制度就是不好的。总而言之，军事上的事情还得从军事上找原因，明军在决策上的失误己经够大明死一百次了，而崇祯作为决策人应该承担绝大部分责任。舍弃军事和崇祯的原因不谈，大谈其他方面和其他人，岂不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