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亡国君臣：请君莫奏前朝曲

第一节 崇祯之失

从薛国观、周延儒等人被杀的情况看，似乎崇祯所说“群臣误朕”有一定的道理，崇祯的近臣、锦衣卫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对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责任进行了认定。

他认为崇祯是一个“仁俭英敏”的好皇帝，他即位后“诛逆珰，斥抑宦官，虚心委任大臣”，大有刷新政治的气象。但是大臣们辜负了崇祯的期望，这些人靠八股文起家，论资排辈升为卿相，没有“戡乱致治之才”。他们“贪污奸佞，诈伪成习，惟知营私竞进”，把国大家事交给幕僚处理，自己整天“饮酒赋诗，戕民取钱以自乐”。皇帝每次召对国家大事，他们不是张口结舌，就是说一些老生常谈的事情来敷衍，正是因为他们的腐败和尸位素餐，才导致国家“边疆日蹙，秦、晋、中原，盗贼蜂起”，面对问题，朝臣们“无一足恃”，崇祯皇帝不得不“破格用人，求奇才，图匡济”，但是大臣们只知道结党营私，“国事皆不顾，朋比为奸，互相倾害”：如果是一党的就“力护持之，误国殃民皆不问”；如果不是一党的“纵有可用之才，必多方以陷之，务置之死而后已”，这使得皇帝在用人上进退失据，“徇众议以用人既不效，排众议以用人又不效”，在收不到成效的情况下，产生了“朝用一人，夕而败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的现象，这样“展转相循，贼势日炽”，皇帝也越来越“孑然孤立，彷徨无所措，而宗社随之”。

应该说王世德的分析很深刻全面，但是并不完全正确，许多答案本身也是问题。

在用人上，八股取士本朝历来如此，为什么到崇祯年间就产生不了人才呢？大臣们结党营私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崇祯。他上台时为东林党翻案，大规模处理朝臣，冤枉了许多人，并自始至终不愿重新启用这些人，这不仅摧残了人才，也为党争的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

在政策上，薛国观、周延儒等人都是执行者，真正的决策者是崇祯皇帝本人，在决策者失误频频的情况下，执行者又怎么能够力挽狂澜呢？何况阁臣并无权指挥军事，他们权力有限，能负的责任也很有限，把明朝的灭亡主要责任归于朝臣是不恰当的。崇祯过于刚性，独断专行压制正确意见，出了问题就拿大臣当替罪羊，这才是大臣们都不愿发表意见和承担责任的原因所在。

在战略上，崇祯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如果当初不把镇压民军的力量抽调到关外和清军决战，如果当初不和张献忠纠缠在西南一带，如果不要逼迫孙传庭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和民军决战，如果能在困难时期和清军达成暂时和平避免被两个拳头打，如果在命悬一线的时候能够采取权宜之计答应李自成的要求，如果能在“君王死社稷”的同时让太子迁往南京，等等。这些失误如果能避免其中之一，大明就不致于灭亡。

然而崇祯为了和清军决战，将反对者杨嗣昌调离京城，到西南对付张献忠，并将拒绝执行命令的孙传庭投入监狱，错误地使用外强中干的洪承畴；为了和民军决战，他令傅综龙、汪乔年、杨文岳、孙传庭等人飞蛾扑火，终于积小败为大败；为了和清军决战，他将满桂、孙祖寿、卢象升等人逼入死地，并将主张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处死以消众议；在国事艰难的时候，他不反省自己的失误，而是将责任推给负不了责任的朝臣，并使用特务机构以反腐的名义惩处大臣；为了让大家和他一起“君王死社稷”，他力排众议，把鸡蛋都装入一个篮子里，没给大明留一个气门。

昏馈的决策造成“贼势日炽”，加大了文臣武将的工作难度，而独断专行以及残暴的“朝用一人，夕而败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的行为方式也严重挫伤了臣子信心，文臣不愿承担责任，不愿发表意见，事事交由皇帝自己做主，而武将桀骜不驯，尾大不掉。所以皇帝才越来越孤独，“孑然孤立，彷徨无所措”。早在明朝大厦倾覆之前，人们在心理上早己崩溃。

明朝有一千个不死的理由，但是由于崇祯的一系列失误，明朝不仅死得很彻底，而且死得很悲惨。从崇祯诛杀大臣的数量和他所犯错误的情节来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和昏君，他应该为明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

清代学者全祖望指出了崇祯在战略上失误，他在《明庄烈帝论》中说，明朝并非亡于流贼，而是因为“力屈于东”，导致“祸蔓于西”。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三人不足于对付满清，但在平贼方面绰绰有余，如果再给他们几年时间，内乱就会结束，李自成和张献忠就会人头落地。崇祯的主要失误是没有与清议和，在屡败于清的情况下仍负气不量力，是“自求灭亡之道”。

孟森则指出了崇祯在用人上的问题：“文武忠干之臣，务摧折戮辱，或迫使阵亡，或为敌所擒。至不信外廷，专倚内侍，卒致开门引人……，犹不自承为亡国之君，何可得也？”

这些观点，切中肯綮，深以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