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典型性腐败

与国事日益艰难相应，崇祯对于大臣们的期待也与日俱增。

崇祯十五年大年初一，崇祯着正装（衮冕执圭），在皇极殿接受群臣新年朝贺后，专门召见周延儒、贺逢圣、张四知等内阁大学士，郑重其事地对他们深掬一躬，说道：“古来圣明的帝王都尊崇师道，现在日讲上称先生，还保存了一点古时的遗风，你们就是我的老师，为了表示敬意和诚意，我特地在元旦这一天穿着礼服拜师”。受宠若惊的群臣慌忙跪下，连称不敢当。

群臣的谦虚，一半是出于礼仪，另一半则是负担不起。从职责上讲，执行权在各部院，决策权在皇帝，阁臣只具有辅政的间接功能，因此负不了责任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论如何，都应该保证做到两件事：一个是工作上要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另一个是作风上要洁身自好，不能贪腐。

作为首辅的周延儒，恰恰就在这两个问题上不如人意。

工作上，周延儒只能干一些锦上添花的事，不俱备雪中送炭难的能力，在难题面前，他明哲保身，无所作为，在责任面前，他擅长乾坤大挪移，比泥鳅还滑。以至于崇祯也埋怨道：“朕恨其太使乖！”

周延儒的问题不仅是没有能力，缺乏责任心，更在于自私自利，以权谋私，胆大妄为。

与工作上“太使乖”相应，周延儒在为人处世上过于“软美”，所谓“软”就是“没有原则”，“美”则是“好面子”。“没有原则”的结果是见好就收，而“好面子”的结果是有求必应。最终的结果是给人办事，收取好处，属于典型性腐败，但是周延儒的腐败发生的时机和背景不同寻常，有四点值得注意：

一是他没有吸取自己上次失败的教训。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然而周延儒做到了。几年前，他因为结党营私、贪污腐败被罢免，复出后不仅没有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重蹈覆辙。

二是他没有吸取前任首辅薛国观被赐死的教训。薛国观因贪污受贿被赐死，史所罕见，影响不可谓不大。殷鉴不远，周延儒却视而不见，让这种罕见的现象再次上演。

三是他在国事艰难的情况下依旧腐败。在形势一片靡烂，国将不国的情况下，作为国家栋梁，帮不上忙也就算了，还从内部侵蚀国家，应该罪加一等。

四是他是在皇帝对其寄予厚望的情况下大搞腐败的。崇祯为了国事焦烦不安、反躬自责，求治心切，他把周延儒尊为先生，希望他能帮自己一把，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有点良心和智力的人都知道：如果帮不上忙，那就不要添乱了，然而周延儒既没有良心，也不够明智，辜负了皇帝的期望。

崇祯十五年五月，周延儒在清兵入寇时消极避战、玩忽职守、谎报军功的罪行被锦衣卫刺探揭发出来，崇祯虽然很失望很气愤，但是他对周延儒尚存一丝情谊，所以当大臣提出要严办时，崇祯只是轻描淡写地把周延儒罢官了事，并让他体面的回到家乡。

大树倒了以后，朝中的猢狲们失去了保护伞，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周延儒也被牵连其中。

兵科给事中郝絅疏请除奸，弹劾周延儒的亲信吴时昌“窃权附势，纳贿行私” 而周延儒“多欲则不刚，智足以掩过，而忠不足以谋国，想依附君子又不摒去小人，对忠直的人表面上援护实际上疏远，对小人表面上疏远实际上亲昵，辜负了皇帝的知遇之恩，耽误了封疆安危大事。”崇祯认为周延儒的事情己经定调，没有理睬。

山东武德道兵备佥事雷演祚上疏弹劾关外督师范志完在清军入寇时纵兵淫掠，克扣军饷，构结大党，词连周延儒。

范志完是周延儒的门生，不过当了两年佥事（分巡关内）之类的小官，洪承畴战败投敌后，周延儒让范志完接替战败的督师蓟辽，范志完毫无军事才能，崇祯十五年底，清军入寇，崇祯命范志完戴罪立功，指挥军队抵御清军，范志完戴罪而不立功，不敢与敌开战，一味尾随并纵兵扰民。

雷演祚的奏疏还谈到了中央大员为地方军队请饷吃回扣等腐败潜规则，崇祯对此高度重视，命有关部门审议相关人员，同时令雷演祚进京面奏。

十六年七月，崇祯在中左门召见群臣，亲自审讯范志完，他命雷演祚与范志完当面对质，在这场辩论赛中，雷演祚揭发了周延儒“招权纳贿”的流程，他指出：“周延儒的幕客董献廷是中介，那些想当官的人，先把钱财送给董献廷，事成之后，再由好友冯铨之子冯源把赃物送回宜兴老家。”崇祯听后大怒，下令处死范志完，同时命锦衣卫缇骑逮捕董献昌。

作为一个地方小官，雷演祚怎么对首辅周延儒的隐私了解得那么清楚？而且无论在其奏章中，还是当面对质的时候，雷演祚都牵指周延儒，颇有项庄舞剑之意。但是无论雷演祚动机是什么，周延儒的斑斑劣迹是洗刷不掉的，检举者的动机从来都不是量刑时需要考虑的因素。狗咬狗不是问题，问题是看咬出了什么。

崇祯此时的目的是追穷清兵入寇责任，还没有处死周延儒的打算，他不仅处死范志完，还处死了另一位责任人蓟辽总督赵光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