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摩登伽女吴昌时

作为一个失败的典型，薛国观做得很成功，而把他送上天堂的，是一个巨大的小人，名叫吴昌时。

吴昌时是复社的骨干人物，名列《明史•奸臣传》，因为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明史》没有单独为他作传，只是让他附在另一个奸臣周延儒的传记里，事实上，吴昌时是一个货真价实，不带水分的奸臣，比他的寄主周延儒更有资格列入奸臣传。

吴昌时是嘉兴人，出身富贵之家，从小养尊处优，风流潇洒，文采出众，这样的“公子”在晚明有很多，诸如冒辟疆、侯方域之类，他们和秦淮名妓的爱情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些公子哥除了写得一手好诗，长得一幅漂亮脸孔，懂得讨女人欢心之外，多半只是绣花枕头。然而吴昌时不是，他是个天生的政客，有一手翻云覆雨的手段。

《明史》评论：“（吴昌时）有干材，颇为东林效奔走。然为人墨而傲，通厂卫，把持朝官，同朝咸嫉之”。崇祯年间，有人编了一个《二十四气》的顺口溜，其中一气叫“妖气吴昌时”，下注“摩登伽女”。

吴昌时和汪文言一样，喜欢在背后玩弄阴谋诡计，擅长拉关系，在政治斗争中经常毁人不倦，确实有点妖气。

薛国观“素仇东林”，对吴昌时之流很不感兴趣，吴昌时原本只是行人司的一个小官，有一次赶上干部考选，他担心薛国观从中压制，就通过他的门人打通关节，薛国观“伪与交欢”， 表面上答应给吴昌时第一名的成绩，并让他当吏科给事中，实际上只想把他当猴耍，考选结果出来后，吴昌时只得了一个礼部主事的闲差。吴昌时遭此戏弄，怒恨不己，便与他的好朋友东厂理刑吴道正密谋，揭发丁忧在家的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的事。

十三年六月，正有意处理薛国观的崇祯立即将此事交有关部门议处，有关部门议处的结果是将薛国观罢免，崇祯对此结果虽然不太满意，但也不得不将其放归。然而吴昌时并不愿善罢甘休，他指使厂卫继续追查薛国观，并将薛国观的亲信王陛彦捕入诏狱，迫使他交待薛国观受贿的罪状，同时指使给事中袁恺弹劾薛国观。

十月，崇祯下令将王陛彦处死，召薛国观回京听勘。薛国观姗姗来迟，于崇祯十四年七月抵达北京，到京后，薛国观自以为必不会死，当八月初八日晚上监刑官进门时还在鼾睡。看到来人都穿绯衣，才蹶然醒悟，说道：“我死了”，仓皇间找不到自己的小帽，就顺手将随从奴仆的帽子戴上，狼狈不堪地伏地接旨。赐死的圣旨宣读完毕，薛国观不能言声，只说了一句话：“吴昌时杀我！”然后上吊自尽。悬梁两日后，崇祯才允许他的家属为其收敛。

薛国观罪名是贪污九千，然而证据并不很充分，这个数额也不至于将一名首辅处死。因此不少人认为薛国观死得很冤，崇祯是为了泄私愤才杀他。

对此我有两点看法：

一是薛国观接受了吴昌时的贿赂。

吴昌时为什么那么愤恨薛国观，仅仅因为没有办成事就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吗？而且为什么一直紧咬薛国观受贿一事？我想薛国观很可能接受了吴昌时的贿赂，吴昌时为人很“墨”，求人办事不可能光凭嘴一张，在薛国观“伪与交欢”并答应帮忙的情况下一定会有所“表示”。而薛国观如果不想帮忙，可以直接拒绝，没有必要“伪与交欢”，这么做只是想捞点好处。他知道吴昌时的为人，想借机敲吴昌时一笔钱，同时给他一个教训。他以为吴昌时不能把他怎么样，如果吴昌时告发自己受贿，那他自己也会因为行贿被牵连进去，吴昌时总不能为了一点钱把自己扯进去，只能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然而吴昌时并非等闲之辈，他咽不下这口气，调动与厂卫的关系去查薛国观，吴昌时认为薛国观既然能够接受自己的贿赂，也会接受别人的贿赂，因此他很有信心，契而不舍地追查，而薛国观很可能屁股擦得并不干净，终于被人抓到了把柄。薛国观在临死前控诉：“吴昌时杀我！”很显然他知道吴昌时有充分的理由恨他。

二是崇祯对薛国观的过度处分并不完全是为了泄私愤。

崇祯十四年八月，正是国事急剧败坏的时候，内外战场败报频传，两位亲王被杀，崇祯的心情很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崇祯似乎在理由拿薛国观泄愤，但是他主要还是从治乱世用重典的角度考虑问题。

不怕问题大，就怕成为典型。薛国观个人的问题虽然不大，他的问题却很有代表性。崇祯末年，国家财政困难，军饷极其缺乏，而此时大小官员贪污成风，让崇祯十分头痛，九千两在平时虽然不算太大，但是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个数额不算小，在动乱的局势下没有时间研究贪腐的问题，但又必须迅速收到成效，因此，有必要将薛国观这个首辅作为一个典型，杀一儆百。此外，崇祯之所以要杀薛国观，因为他言行不一。当薛国观还是首辅的时候，崇祯曾经就官员贪污的问题询问过薛国观，薛国观的答复是将责任推给厂卫，现在薛国观自己却被厂卫查出贪污，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是崇祯最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