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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冕之王张溥

伴随着朝堂上气候变化而来的,是田野景观的变化,崇祯新政犹如一股春风,吻上了东林党的脸,民间的文人社团在这个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日子里纷纷破土而出。此时的东林党就像一坨大粪,虽然名声很臭,但是富含有机肥,江浙一带的文社,汲取着东林党的养分茁壮成长,复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史书记载:“崇祯初年,文社四起,其中执牛耳者,张溥也。”

张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他生于富家,但是身份不好,是婢女所生,因此张溥童年时受到家族的歧视,于是他转而发奋读书。

张溥学习有特点,别人都是读书,他是抄书,有“七录七焚”的美谈,每次抄完读一遍就烧了,然后再接再抄,再烧,直到第七遍为止,后来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七录斋。

张溥在学术上颇有成就,编述三千余卷,著有《七录斋集》,但是张溥成名后地位崇高,门生众多,他的丰富著述可能是有水分的。

真正让他成名的不是学术,而是在“组织活动”上的成就。在“组织活动”方面,张溥是另一个顾宪成,比顾宪成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那个时代的无冕之王,是民间的皇帝。

泰昌元年(1620),张溥结交同里张采,两人“契合无间,同求进益,共倡党社”,人称“娄东二张”。天启三年,张溥邀请张采入七录斋共学,两人在科举和结党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可谓:张溥与张采齐飞,学问与结党一色。

其后,张溥又结交东南名士杜麟徵、夏允彝、陈子龙、宋徵璧以及名宿钱谦益、黄道周等人。

天启四年,张溥和张采在苏州成立了应社,主要成员有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

应社的宗旨是“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事实上前半句“以文会友”只是形式,后半句“兼议朝政”才是目的。

“兼议朝政”的巨大动力使应社表现出很强的扩张性,它很快就由江南扩及江北,进而发展到河北等处,故有江南应社、江北应社、河北应社等名目,崇祯初年,张溥等人还在北京成立了燕台社。

崇祯二年,“二张”在吴江县令熊开元的支持下,于吴江召开“复社”成立大会——尹山大会。

此次大会在应社的基础上,将松江几社,苏州羽朋社、匡社,浙西闻社、庄社,浙东超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武林读书社,山左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黄州质社等合并成为复社,以应社成员为骨干。

张溥亲自制定复社章程和入社誓词,在组织上,每个县都有一名负责人,同时将各社文集汇编成《国表》一书,会员实行实名制,每个社友的名字都列入《国表》中。

复社社员遍及各省,“党羽半天下”,仅有姓名可考的就有三千零二十五人, 史料记载:“从来社集未有若是之众”,“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 复社声势震动朝野,张溥的名望也与日俱增。

复社具备现代政党政治的雏形,俨然是一个在野党,而张溥和张采分别是党主席和副主席。

复社取代了名声狼籍的东林党,它和东林党的性质是一样的,其领导人和骨干人物与前东林党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说复社是另一个东林党,也可以说复社是东林党的继承者,其势力比东林党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党不是目的,是手段,目的是要参政,要参政就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因此复社成立后,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科举。

张溥原先没有什么学历,复社成立后,张溥名声大噪,在科举的道路上凯歌高奏。

崇祯三年秋,复社成立第二年,张溥考中举人,同时中举的还有复社的众多骨干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等人,中举后的张溥在南京召开了复社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年春,张溥进京参加会试,这次会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周延儒主试的那次会试。这是一次疑云密布的考试,前己剖析,在这次会试中,张溥为会魁,他的门人吴伟业为会元。

按照惯例,吴伟业的会元稿应该由他的分房师(考官)李明睿写鉴定,然而这次考试却打破成例,因为张溥名声大,由他来作鉴定,李明睿对此十分不满。

张溥和吴伟业同为考生,而且吴伟业的成绩比张溥好,可是吴伟业文章的鉴定却由张溥写,这实在是有辱斯文!

张溥等人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自封为会元师座,从而提高自己的声望,进而提高复社的声势。

不久又举行殿试,张溥被授庶吉士,吴伟业则高中榜眼。

复社成立以后,张溥逢考必中,仅用了二年时间,三步并作两步,就从一个没有学历的家伙变成了庶吉士,实现了所有文人毕生追求的理想。

功成才能名就,然而张溥却是先名就,再功成,很显然,他在社会上的名望是他在科举道路上一帆风顺的主要原因,可见,结党给他带来的利益是实实在在的。

张溥在会试和殿试中成绩突出,很可能就是有意将其纳入门下的周延儒的手笔,哪个政客不愿意把有势力的人纳入自己的门下呢?周延儒这样的新贵缺少的就是羽翼,张溥这张大翅膀上不知粘附着多少羽毛,这正是周延儒所需要的。

中进士后的张溥依仗着周延儒的支持,更加肆无忌惮,在朝中工作作风比较蛮横,导致了许多人对他不满,其中就包括反对结党的“孤臣”温体仁,因此,虽然张溥在科举上阔步前进,但是一到仕途就原地踏步了。

崇祯五年冬,张溥又回到家乡,这对于他来说就像是鱼游大海,虎落深山,他更有时间经营他的组织了。

不仅张溥本人在科场春风得意,复社中的骨干人物也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功成名就,吴伟业更是考中了榜眼,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不仅复社骨干进步神速,他们在提携子弟和门人方面也不遗余力,因此复社中有很多人都金榜题名。

这种现象对读书人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人们都说:只要加入复社,拜在张溥门下,就能很快考取功名(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

于是大江南北的读书人纷纷加入复社,拜倒在张溥门下,孔子有弟子三千人,张溥的弟子多达七千多人,呈现出“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的局面。

崇祯六年三月,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复社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盛况空前。全国各地有几千人坐车或者坐船赶来赴会(山西、江西、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会场内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热闹非凡,其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为三百年来所未见,人们都以加入复社感到光荣。张溥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朝野为之震惊。

此次大会也是娄东二张的名望已经达到了顶峰,人们不敢直呼二张的名字,而是称为“西张”、“南张”或者是“西张先生”、“南张先生”,“二张夫子”。

人们称张溥手下太仓四社长为“四配”,他的十个门人为“十哲”,十兄弟为“十常侍”,又有依托在张溥门下,为复社奔走挣活动经费的五人,被称为“五狗”。

张溥是货真价实的帮主、教父和无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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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到永历——明末历史真相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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