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温体仁没有从正面弹劾周延儒，仿佛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实际上他一直躲在背后下刀子，在他的授意下，凡是攻击周延儒的，都得到提拔进步，凡是为周延儒辩护的，都受到压抑。
周延儒也逐渐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他一方面忙着辩解，一方面也指使自己人将火焰引向温体仁，最后，这场批斗演变成周延儒和温体仁两人的较量，而崇祯则在一边冷眼旁观。
温体仁发动太监王坤、给事中陈赞化先后劾周延儒，使他陷入困境，崇祯六年六月，崇祯批准了周延儒的退休请求。
周延儒深恨温体仁，临死之前还想咬他一口，朝中的东林党人也不愿让温体仁当权，于是两者联合起来，试图阻止温体仁出任首辅。
他们共同向皇帝推荐起用退休在家的前阁臣何如宠，何如宠原先在阁中排名在温体仁之前，如果何如宠复出，很可能会出任首辅，这样就能阻止温体仁的晋升之路。
另一方面，他们指示打手上疏弹劾温体仁，请求皇上将其罢免。
崇祯看出了周延儒和东林党人的把戏，他处分了上疏弹劾温体仁的刑科给事中黄绍杰。
何如宠本来就担心自己不是温体仁的对手，一直犹豫不决，逡巡于路，看到皇上处分黄绍杰，知道皇上坦护温体仁，更不敢赴任了。
于是温体仁取代周延儒成为首辅。
周延儒之所以败给温体仁，除了以权谋私以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不仅自立门户，而且还和东林党保持密切关系。
关于党争，明人云：今日之争，起于门户，门户起于东林。
门户是小规模的结党，结党是大规模的门户。门户是小团体，结党是大组织。
且不说门户和党派中的成员个人流品如何，光就门户和结党的形式来看，确实不是好现象。我们说，没有好的形式，哪有好的结果？没有好的集体，哪有好的个体？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用考虑其标榜的理念，也不用考虑个人因素，放心大胆地嗤之以鼻就可以了。
崇祯虽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打击门户和结党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上台，就让阉党入土，己巳事变后，又让东林靠边，他只用无党派的“孤臣”。
夏允彝在《幸存录》中指出：“（崇祯）知两党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俱用攻东林者，而言路则东林居多。”
可以看出，在阉党被废之后，结党的主要方面来自东林，因此崇祯在用人时多启用东林的对手压制东林，自己居中平衡，正如夏允彝所说，东林的反对者掌握实权，东林则掌握监督权（话语权）。
崇祯原以为周延儒也是一个孤臣，所以对他格外器重，让他当了首辅。在观看了群臣的口水战之后，崇祯确信周延儒在结党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有亏欠，于是他不得不忍痛割爱，让周延儒提前退休。
事实在 ，他的内心深处对周延儒还是十分眷注的，因此，若干年后，他又重新起用了周延儒，然而周延儒带给他的是更大的失望，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第二章复社：东林新党
一、路线图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明代的西北是兵库，盛产兵将，负责保家卫国；东南是文库，盛产江南才子，负责治理国家。
正常情况下，武人通过打仗取得地位，文人则通过科举掌握政权，殊途同归。
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武人通过造反取得山寨地位，文人通过结党成为无冕之王。
在崇祯朝，西北的兵将带头造反，使西北成了贼窝，东南的文士结党乱政，使东南成为党派的基地。
两者都从国家的栋梁变成了国家的蛀虫，一个从外部伤害国家，一个从内部腐蚀国家，哪个为害更甚？很难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来摅一摅。
西北成为贼窝与辽东战事有关：
辽东要打仗，西北要出兵，打仗总失利，失利就送死，送死就不想去，不想去就要被处死，要想既不送死，又不处死，只有逃亡，逃亡没有饭吃怎么办？抢呗，于是就成了匪盗。
这是士兵造反的路线图。
东南结党成风与科举制度有关：
科举考试要做文章，文章写得好就会踏入仕途，踏入仕途就要参与政争，参与政争就要党同伐异；另一方面，文章做得好的就会名声大著，名声大著就会有很多人慕名前来交流切磋，交流切磋多了就会交很多朋友，朋友多了就容易形成圈子。党同伐异与朋友圈子一结合，就成为大规模的结党，无论在朝在野都能对朝政施加影响。
这是文人结党的路线图。
文章、政治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如果再有一些有政坛失意人士，在民间潜心经营，打着以文会友的名义广交朋友，结党就像卤水点豆腐一样可以立就。
朝廷一点也不糊涂，对于文人结党的这种趋势早就心知肚明，并有所提防，《明史》记载：“（万历）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
可见，文人以书院的形式影响朝政由来以久，而朝廷的打击也由来己久，顾宪成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万历也不是第一个打击结党的人。
万历七年，正是张居正当政时期，打击结党，不仅是万历、天启等“昏君”的行为，“圣明”如张居正者，也毫不手软，以圣旨的形式强令拆除书院。
张居正连书院这样隐蔽委婉的方式都不能容忍，务要将结党扼杀在萌芽状态，有些人以打击东林作为万历、天启等人昏庸的证据，岂不怠哉？！
到了万历末期，东林党出现并形成气候，万历采取了正确的方式进行扼制，但是由于措施不够铁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子孙后代留下了隐患。
泰昌和天启初年，新皇帝缺乏统治经验，被东林党人华丽的词藻和刻意拥戴的假象迷惑，以至于东林党由衰而盛，势力遍布朝野，天启初年，东林党人甚至把书院盖到了北京，在朝廷的眼皮底下活动。
泰昌死得早，没有机会认清东林的真面目，天启当了几年皇帝以后，对东林的危害逐步认清。于是他通过魏忠贤以铁腕的方式进行处理：对其骨干成员以外科手术式的方式定点清除，而对次要人员则让他们靠边站（罢免或落职闲住），最终以《三朝要典》的形式对东林进行定性、定案，此后国事向好的方向发展，宁锦战役中，明军将企图胁迫议和的后金打得屁滚尿流。
然而正在此时，天启突然病逝，明朝失去了中兴的机会。
崇祯上台以后，和他的父亲、哥哥刚上台时一样，缺乏统治经验，对东林党的实质认识不清，生性刻薄多疑的他在其皇嫂的鼓噪下，对魏忠贤及其朋友充满了畏惧，于是一场大范围的清洗展开，同时销毁《三朝要典》，给东林翻案，东林党人再次如日中天。
然而东林党人上台后送给崇祯的大礼却是己巳事变，东林党员辽东军事统帅袁崇焕一手导演城下之盟，东林党员的内阁大臣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知情不报。
此后，崇祯虽然改变了对东林的态度，让东林靠边，但他坚持让阉党入土，拒不为阉党翻案，拒不启用逆案名单中人。
他启用孤臣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了孤君。
此后国事日坏，不仅辽东问题无法解决，还出现了严重的内乱，两个问题都一发不可收拾，越演越烈，最终导致亡国。
一直到南明，两党的相互提防也影响了危难关头的团结一致和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明朝失去了保持半壁江山的最后希望。
以至于明朝全国人民当了三百年的亡国奴。
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东林兴起的时候国事就每况愈下。
明朝的灭亡与皇帝没有正确处理党争密切相关，虽然崇祯后来启用孤臣是一个正确的思路，但是他前期大规模砍伐己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他在用人思路上作了调整，但是他并没有改正之前大规模处理“阉党”的失误，这种调整显然不不足以挽回前期失误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