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袁崇焕两次赴辽期间，做出了许多让人震惊的事情，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具体有以下一些事情：

一、越级反映意见；

二、擅杀将领杜应魁；

三、拒绝执行高第撤退的军令；

四、驱逐大将满桂；

五、两次私下与后金议和；

六、矫诏擅杀大将毛文龙；

七、抗旨卖粮食。

对于前面六件事情，前文己经讲过，不再赘述。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抗旨卖粮这件事，明代把此事称为“市米资盗”。

有一年天下大灾，许多人家里都没有粮食，有一个大户人家，虽然家里粮食并不多，但日子还能过得下去。这个大户人家有两个邻居，一个是乞丐，一个是强盗。大户人家聘请了一个护院负责防盗。

有一天，乞丐来到大户人家的门口，跟护院商量，要求施舍一点粮食。护院请示主人，主人很同情乞丐，但是乞丐跟强盗的关系很好，如果施舍乞丐，很有可能乞丐把粮食给强盗，因此很为难。最后主人同意如果乞丐讨上门来，可以施舍一点，但是一定要把握好量，杜绝乞丐把粮卖给强盗。

于是护院就开始施舍粮食给乞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乞丐和强盗都吃得饱饱的，并且一起打进院子抢东西。

事情大致如此。

对于不听话的北方游牧民族进行饿困，是明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尤其是在军事斗争不利的情况下，这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手段，明代历史上多次采用这种手段削弱游牧民族，成效显著。

崇祯二年春，中国东北发生大饥荒，蒙古东部和后金地区都遭受严重的饥荒，此时正是对后金进行饿困和削弱的难得机遇。

在肚子的驱使下，一部分蒙古部落窜入袁崇焕的防区，请求用皮货、人参等物换取粮食，于是这年三月，袁崇焕上奏要开马市售粮于蒙古。

由于漠南蒙古许多部落叛入后金，与后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朝廷考虑到一旦开市，后金很可能会冒充蒙古人混杂其间，或者从蒙古人手中购买粮食，因此崇祯亲自下旨禁止卖粮给蒙古人。

后来考虑到“安定团结”的因素，崇祯同意赈灾，但决不允许开市，他再次下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崇祯的主要意思是不许卖米，如果真有特别困难的蒙古人求上门来，在做好统计的基础上，可以按照人头进行交换。

旨意中申明了违反规定卖粮有严重后果——以通敌罪论处。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袁崇焕打了擦边球，将并不富余的粮食卖给了蒙古人，在稍后的己巳之变中，为后金进攻北京带路的，恰恰就是这支蒙古部族，人们认为袁崇焕卖给蒙古人的粮食，在己巳事变中为后金的部队提供了后勤保障，袁崇焕的卖米行为，有“资盗”的嫌疑。

也许有人会说，袁崇焕在与蒙古人的贸易中，分寸确实很难把握，超过一点也是难免的。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如果我是袁崇焕的话，我会这么考虑：卖米的“度”很难把握，而且冒着“通夷罪论处（这是杀头之罪）”的风险，我是不会冒这么大风险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袁崇焕的奇怪之处就在于他愿意冒着杀头和养敌的风险做这件事情。

如果说袁崇焕卖米不是大错的话，那么买米的人后来成了后金入寇的向导，就难辞其咎了。

纵观上述七件事件，我们可以看出，袁崇焕的大胆行为可以归纳为：

一、对武将，十分蔑视。杜应魁这样的小将自不必说，为了立威，杀之如杀一狗，既不请示又不汇报。满桂战功卓著，且品秩高于袁崇焕，但是在以文抑武的制度下，得罪了袁崇焕，他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后来不得不远走大同。毛文龙虽然有点桀敖不驯，但是牵制后金的作用无人可替，他屡立微功，且有尚方宝剑护身，袁崇焕照杀不误。满桂如果没有自知之明，不远走大同的话，很可能也会死得很难看。

二、对上级，完全不放在眼里。县官不如现管，与上级搞好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许多人为此不惜溜须拍马，如果与顶头上司闹矛盾，那你就死定了。尤其是在部队，军令如山倒，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有意见也要暂时保留。然而袁崇焕不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上级的观点和他一致，他就会听命，如果上级的指示和他的意见相左，那么上级的指示连个屁都不如。王在晋主张建设山海重关，袁崇焕不同意，于是他直接上书内阁首辅，表达反对意见。高第判断后金要来抢粮，命令前线撤退，实行坚壁清野，袁崇焕拒不执行军令，结果造成巨大损失。

三、对皇帝，连忽悠带糊弄。袁崇焕经常拿令箭当鸡毛，有时候他又会拔下一根鸡毛当令箭。皇帝不让议和，照议不误，皇帝不让卖米，照卖不误，皇帝让支援朝鲜，他磨蹭，皇帝没让杀毛文龙，他就创造一个旨意杀之，在他眼里，圣旨就是一张纸。

一个人如果做了一件有争议的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做了一大堆有争议的事，那就得想想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了，袁崇焕在辽东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引起争议和怀疑的。

对于袁崇焕来说，武将不是问题，同僚不是问题，上级不是问题，皇帝也不是问题，他只按自己的意志办事，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想法。

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六、 性格决定命运

危楼高百尺，

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李白《夜宿山寺》

面对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如激流勇退，何必恋栈，使自己处在“危楼高百尺”的境地？

明知事不可为，何苦偏要硬拗，勉强自己去“摘星辰”，结果闹出了大动静，惊动了“天上人”，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多不值呀！

我想对袁崇焕说说上面的话，不知道进士出身的他是否读过李白的这首名诗。

言归正传。

明末大才子张岱在其作品《石匮书后集》中对袁崇焕有这样一番评论：“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格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

我认为这段评论还是比较客观的。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袁崇焕说话很不靠谱，“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应该没有问题。他出奇的大胆，做了许多离奇的事情，确有“着魅着魇”（中了魔了）的感觉，这些出格的言行的后面可以看到“性格暴躁”的影子。而“五年灭寇，寇未灭而自灭之矣！”也正是己巳事变的结局。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身材短小精悍的人不少。据《崇祯长编》里记载，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在崇祯三年的折子中称：“崇焕初次陛见时，臣见其容貌丑陋，退谓同官，此人恐难胜任”。钱龙锡是袁崇焕的盟友，他应该不会去丑化袁崇焕，更不会在向皇帝的报告中说假话。他的奏疏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袁崇焕“身材短小精悍，形如小猱”的说法是可信的。

“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的个性使袁崇焕具备“胁迫议和”的主观条件；

而五年平辽的难题和后金积极议和的态度，使他具有“胁迫议和”的客观条件；

结合己巳事变中的种种反常表现，我个人认为比较赞同明代以及现代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己巳事变是袁崇焕和皇太极自导自演的一场“胁和”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