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为朱由校举行了立太子的仪式，随后又让太子到慈庆宫住下，并定于几天后登基。

第二天，大臣左光斗等人上书，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李选侍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李选侍派出的太监被杨涟挡在门外，杨涟对他说：“殿下在东宫时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你去传这个话，将来秋后算帐，即使不能把选侍怎么样，你却在劫难逃。”太监只得转身离去。

几天后，群臣齐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李选侍搬出乾清宫。

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催促朱由校，方从哲说：“迟搬几天也没什么要紧的。”杨涟说：“皇长子明天就要登基为天子，哪有天子住在太子宫里，反让一个选侍住在正宫里的道理！两宫圣母如果活着，也得夫死从子，选侍算个什么人，竟敢如此欺侮天子！”杨涟还表示：“今天要是选侍还不搬出乾清宫，我们死也不走！”其他朝臣也高声附议。

在这种情势下，李选侍只好搬到宫女养老的鸾宫去居住。

东林党人的操切表现，也引起了一些非东林党人的不满。御史贾继春上疏认为“（大臣）不当于新君御极之初，首劝主上以违忤先帝，逼逐庶母，表里交搆，罗织不休，俾先帝玉体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

以此为起点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攻防战，一些大臣弹劾杨涟结交王安，以图封拜。杨涟不得不辞职离去，而天启帝也给了贾继春削籍处分。关于此事的争论，就是所谓的移宫案。

移宫案真相的分析：

移宫案与梃击案和红丸案不同，梃击案有刑事案件，红丸案有捕风捉影的刑事案件，而移宫案没有刑事案件，这个案子表面上看上是李选侍挟太子自重，实际上是东林党人要控制皇帝。

移宫案中的“移”，是要让李选侍移，为什么要让李选侍移呢？

醉翁之意不在醉，在乎山水之间也。

东林党人之意也不在移宫，而是在乎权力之争。

万历死后，泰昌重用东林党人，东林党人遍布朝堂。可是泰昌只在位一个月就死去，东林党人只有控制住新皇帝，才能保持胜利的成果。

泰昌死前几次召开会议，对政治进行安排，他遗命由朱由校继位，李选侍封为皇贵妃，负责养育太子并帮助太子处理政务。

泰昌这么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太子只有十五岁，还未成年，按照惯例一般都由母后辅政，而太子生母己经去世，太子一直由李选侍抚育，因此泰昌安排自己最宠爱、最信任的李选侍担负起母后这个角色，以制衡朝臣。

为此泰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负责养育太子并处理政务。但是由于泰昌死得太快，李选侍被封皇贵妃的仪式没有来得及举行，其实对李选侍的正确称呼也可以是李皇贵妃。可以说李皇贵妃履行母后职责，辅助朱由校并住在乾清宫，是泰昌死时的政治安排。

但泰昌为什么没有满足李选侍的要求封她为皇后呢？如果这样的话李选侍辅政会更加名正言顺，这是因为泰昌考虑到了平衡的问题。

他知道李选侍毕竟不是太子的生母，而且李选侍还与太子的生母有过矛盾，因此他也要对李选侍留一手，防止李选侍威胁皇权，因此只封她为皇贵妃而不是皇后。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泰昌死前的政治安排用心十分良苦，目的就是让朝臣与李选侍相互制衡，朱由校居中摆布，以确保江山社稷无虞。

然而泰昌死亡当日，尸骨未寒之时，以杨涟、左光斗、刘一燝为首的东林党人就迫不及待强行入宫，采用欺骗的手段，将太子朱由校抢走，并私自举行立太子的仪式（之前还没有来得及举行立太子仪式），确定登基日期。

朱由校是皇长子，是泰昌指定的接班人，登上皇位只是时间问题，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处理泰昌的后事，然后再择日登基，完全没有必要在泰昌死亡当天，将泰昌像死狗一样放在一边不顾，操切地为朱由校举行立太子的仪式。

这么做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为朱由校树立一个假想敌——李选侍，然后再展现自己的拥戴之功，为日后的政治新局中抢占制高点打下基础。

东林党人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泰昌的遗命，李选侍履行母后的职责，有抚育太子的义务，理所当然要反对东林党人的霸道行为。

东林党人无视泰昌遗命，为控制新皇帝，必须排除李选侍，因此他们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与太子脱离关系。

为此他们文武双修，一方面上书极尽冷嘲热讽，甚至含沙射影地讽刺李选侍想与太子乱伦。另一方面亲自上门逼宫，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首辅方从哲认为迟搬几天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林党人却急不可待，表示如果不搬死也不走。在东林党人的挤兑下，李选侍不得己搬到宫女养老的地方去住，从此失去了辅政的功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移宫案的实质是东林党人在新旧朝交替之际，改变既定政治格局，通过控制新皇帝以便独掌大权的一次小型政变。

第四章 翻 案

移宫案获胜后，东林党人再次掌握了政治的制高点，泰昌以来东林党人崛起的态势得到延续并进一步发展，在天启初年达到如日中天的盛况。

此时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努尔哈赤利用明朝世代更替，政局不稳的机会发起新一轮的攻势，攻陷辽沈，进占河东，辽东形势焦头烂额。

面对危局，掌握实权的东林党人并未在挽救国家危亡上提出什么有见解的主张，而是以“三案”为砖头打击政敌，致力于报仇雪恨，掀起了斗争的新高丨潮丨。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东林党人王之寀上《复仇疏》，首次将三案相提并论，翻历史旧账，进行政治清算。

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追论红丸案和移宫案，弹劾非东林党的首辅方从哲，指责方从哲在红丸案中庇护献药的李可灼，在移宫案中偏向李选侍，故意延迟移宫的时间。

天启将此疏交由廷臣讨论，此时东林党人布列朝堂，共有一百一十多人认为方从哲有罪，只有廖廖数人庇护方从哲，没有加入到墙倒众人推的行列。

然而方从哲这堵墙不是一般的结实，作为官场老油条，方从哲的哲学就是明哲保身，老方一直从事这个哲学，故名方从哲。

他做事八面玲珑，到处和稀泥，比泥鳅还猾，在红丸案和移宫案中，他的表现虽然与东林党不同步，但也没有逆势而上，而是处处迁就，谈不上有什么过失。

但是东林党人认为他占据着首辅的位置，却是个异类，存在就不合理，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自从泰昌以后，他就坐在了马蜂窝上。

由于方从哲包浆比较好，天启并没有从他身上发现什么瑕玼，东林党人对他的指责都经不起推敲，尽管是千夫所指，天启并没有怪罪方从哲，没有按照东林党人的要求将方从哲罢免，仅是对李可灼和崔文昇进行了处分，东林党人驱逐方从哲的目的没有达到。

厚脸皮的方从哲屡劾不去，像是一个政治不倒翁，在东林党人的包围中，苦苦支撑着最后一个豪华的茅坑，决不让东林党人占着打屎放屁。

方从哲虽然安然无恙，但是“三案”的最终解释权仍然掌握在东林党人的手中，关于“三案”的官方结论，是依据东林党的观点做出的，体现在以叶向高为总裁编写的《光宗实录》中，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最终决定”。

然而这些决定并不是最终的，仅仅是一个开始。

随着时间的流逝，敌我阵营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天启帝对东林党的态度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感激逐渐变为厌恶，进而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