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可以左右他上级和他上级的上级的意志，还可以任免他的上级，甚至还屡次与皇帝对着干。如果不是史书记载，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

这是什么人呀？他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亲东林的《明史》不会为我们剖析顾宪成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分析。

思前想后，我认为只能有一个原因：他有自己的组织，因此有恃无恐。

有组织做靠山，一切都不在话下。

即使有危险，组织会出面保他；即使跌倒，组织会让他东山再起；即使爬不起来，组织仍能保障他的利益。

顾宪成冒进的行为方式，也为他找来了麻烦。

不久，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便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顾宪成等人违背皇帝的意思，几次提名的人，都是万历所厌恶的，万历认为吏部在“徇私”，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五个字，矛头直指顾宪顾，给顾宪成降职处分。

关键时候，组织的作用显现了，许多大臣上疏申救，奏疏上百封，这使万历更加恼火，他显然己经感觉出了顾宪成和他的组织对他的挑衅。

万历一定在心里想，我就不信，我这个皇帝连个吏部郎中都办不了，我要办不了你，我这个皇帝就不当了！

于是，他以“忤旨”之罪将顾宪成革职为民，那些上疏申救的官员也都受到外放、降调、削职等处分。

皇帝真的恼了，顾宪成只好暂时服贴一下。

回到家乡以后，顾宪成并没有养望林下，短暂休整之后，顾宪成就开始以讲学为名，广交朋友，四处活动，他请进来，走出去，在自己住宅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专供来人居住，还经常与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吴中学者聚会。

随着活动量的增加，顾宪成迫切感到必须具备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从而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从而增强社会影响力。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经顾宪成等人的努力，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东林书院。九月工程告竣，共用了1200多两银子。作为首倡发起人之一的顾宪成捐银最多，又去策动吴地官员和缙绅捐资助修，出了很大力。

顾宪成亲自为书院讲会审订了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这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它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

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团体，而是一个政治意图明显的在野人士俱乐部，它由一批心有不甘的在野人士发起成立，主要活动是学术搭台、政治唱戏。

明代官场各种复杂关系不断在东林书院交汇凝结。东林书院很快就发展成为各种关系的总部基地，编织成一个隐秘而庞大的关系网，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积聚了很大的政治能量，从而吸引了众多在职官员参与其中，小官加入其中可相互取暖，大臣也愿意引以为后盾，形成了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东林党是明朝党争的始作俑者，对明代政治影响深远。

东林党虽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气节道义相号召，以君子自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结党必定营私，结党必破坏平衡，无论古今中外，结党都不是一个好现象。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漂亮的对联，也不能掩盖结党的消极方面。

事实上这幅对联是有毛病的，一个人要知所进退，尤其是在工作中要守“本分”，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关心的事不要关心，不能“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本分”二个字，可不是说着玩的，它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修养，在一部分廷臣看来，顾宪成等人的问题，就在于太不守“本分”。

由于东林党人对政治生态平衡的破坏，威胁到其它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而万历皇帝也逐渐对东林党感到厌恶，因此，在万历期间，东林党使终在党争中处于下风。

一开始双方尚未在朝堂上公开交手，而是利用京察互放冷箭。

明代“京察”和“外察”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两种制度。“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职的官员，每6年一次；“外察”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每3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给以考察。“京察”是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来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若是“京察”中被罢了官，就将终身不再起用，政治生命就此结束。

由于“京察”的致命性，常常成为官僚间互相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合，东林党和非东林党人开战以后，京察更是成为双方的主战场。

万历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他们借机把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贬谪了。但南京的“京察大计”主持者则是齐、楚、浙党主持，他们也斥逐东林党的官员。

第六章 托塔天王李三才

万历三十七年，东林党人和非东林党人的斗争从幕后走上台前，从暗斗发展到明争，双方开始在朝堂上展开恶斗。

这年二月，御史郑继芳弹劾户部给事中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侵占公私财产，“奷赃数十万”。王元翰曾上疏要求起用顾宪成等被罢免的十多名人士，被认为是东林党人，这是他被攻击的真实原因。

郑继芳在上疏的同时，暗中派人对王元翰家进行监视，主要观察哪些东林党人与王元翰往来并防止转移财产。王元翰悲愤不己，把家里的箱子、柜子全部抬到朝廷门口，让士兵搜查，然后恸哭辞朝而去。

非东林党人小试牛刀，干掉了王元翰这个小虾米，于是乘胜追击，屠刀举向了东林党的大鱼淮抚李三才。在东林党的反对者后来编写的《东林点将录》中，李三才名列第一，超过老资阁的首辅叶向高，对应的是托塔李天王，可见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

李三才比较有政治手腕，好玩弄权术，擅长拉关系。史书上说他“才大而好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共同的兴趣爱好使顾宪成与李三才走到了一起，两人私交甚厚。

万历三十二年八月，顾宪成专程赴淮安找李三才“商议国事”。李三才也为了顾宪成复出奔忙。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他上疏建议启用被废弃的官员，其实就是为顾宪成跑官要官。

李三才干着漕运总督的肥差，兜里向来“不差钱”，生活很奢侈，但在生人面前却装得很朴素，以示清廉。有一次他宴请顾宪成，开始双方还不是很熟，饭桌上只有三四个青菜。经过一天畅谈“国事”，双方很投机，引为同志。第二天，李三才再次宴请顾宪成，山珍海味上了一大桌子。顾宪成很奇怪，问道：“昨天就几样青菜，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呀”，李三才笑着说：“昨天没东西，就上得少，今天偶然有点东西，所以就上得多”。

内阁首辅朱赓退休以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继任人选，万历想让王锡爵复出任首辅，于是派人请他出山，同时给他出了一道考题，题目是：如何对付强悍的言官。年己七十四岁的王锡爵不想再出来招惹是非，十分犹豫，但是对于皇上出的考题，他还是作出了答复，他的答案是：一概留中不发，就当是禽鸟之音。为了防止泄密，王锡爵派自己的家人将信送到朝廷，并交待家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任何人见到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