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特色，是感情维系与物质诱惑并抓并举。

曾国藩选用的湘军，基本来自湖南老家，一营大多来自同一村落，而且多来自同一宗族，非亲即故。他还特别欢迎湘乡老乡报名参军，尤其欢迎父子兵和兄弟兵，实在不行，叔伯子侄堂兄弟也凑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更是雷人，他招兵，只要家门口的兵，出了方圆十里，他不考虑。曾国藩认为，有了地域和感情纽带的维系，湘军在战场之上，杀敌之时，一定不会丢下战友，逃之夭夭。

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性，依靠感情纽带维系的部队，一般都不会单独逃跑，但是并不能保证集体逃跑。曾国藩后来在靖港惨败中，就领教过全军集体逃亡的厉害。兄弟子侄打仗，要么一起死，要么一起逃，死活都要在一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古语有云，法不责众，大家一起跑，自然挨不了板子。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迂腐的理学家，他对人性有着深切的体悟和把握，深知这些老乡跟他出来出生入死，绝对不是仅仅为了响应他“忠君爱国”之类的理学说教，他们还需要升官发财和养家糊口。除了忠义和感情的灌输，曾国藩并没有忽视银子和面包，他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要想让轿夫把轿子抬好，让自己在轿子里坐着舒坦，并且能够坐上越来越大的轿子，就不能一天以晚只对着轿夫讲忠孝礼义廉耻，还应该给足银子让他们得到实惠，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地抬好轿子，认真把轿子抬好。

湘军从组建开始，曾国藩就坚持高薪养兵的原则，他发的工资几乎绿营的两到三倍。一个绿营陆师步兵，一个月工资二两五钱，湘军则是四两二钱；一个绿营骑兵每月二两，湘军骑兵就有七两二钱。湘军水师的工资，比绿营更高。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湘军中常常被人忽略的兵种——骑兵。湘军骑兵（马队）是打到湖北的时候才有的，设棚－哨－营三级，最初是四人为棚，六棚为哨，三百七十八人为一营，后来改成三百二十二人为一营，一营五个哨，一人一匹马。湘军骑兵将领中的猛人一号，自然非多隆阿莫属，在后来打跨陈玉成的安庆决战中，此人就是最剽悍的战将之一。

没有高工资，谁愿意干这种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差事？除了高工资，曾国藩还给发补贴，发奖金。挂彩的，有慰问金；阵亡的，有抚恤金；立功的，有红包。在巨大的物质利益的强烈诱惑之下，在战利品谁取谁得的刺激下，那些祖祖辈辈刨地的农民老乡，都乐意出来跟他混。在部队里干一个月，抵得上在家里干上两年，这是有相当的诱惑力的。要想高收入，就得干高风险的行业！所以湘军不但从来不愁没有兵源，而且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巨大的杀气。

民族牌与文化牌

1854年2月，曾国藩的湘军终于初步练成，水陆军共一万人，加上文职和后勤人员，全军共一万七千人。应该特别注意的一点是，除了传统的冷兵器，全军还装备了新式火炮五百门。

利刃磨就当出鞘，雄师练成赴沙场！

1854年2月25日，已经接到过咸丰五道催兵圣旨的曾国藩，揣着责任，怀着理想，率领大军，兵出衡州，奔赴湘潭，会齐水师，开赴前线。

书生练兵，还真是与众不同。在举起枪杆子真刀真枪打仗之前，曾国藩还不忘先掏出笔杆子舞文弄墨一番，与洪秀全打了一场水口仗。

为了笼络读书人，阻碍知识分子进入太平天国，同时让自己师出有名，曾国藩在衡州（衡阳）誓师出发这一天，发布了一道著名的檄文。

这篇檄文，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讨粤匪檄》。

这是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宣战书，说得通俗点，就是一篇政治广告词，目的是要说明师出有名，打你有理，扩大湘军的影响，提升湘军的人气，与太平天国发布的《奉天诛妖布四方谕》，从本质上来讲，没什么两样。

实事求是地说，曾国藩比咸丰会打政治牌。

咸丰似乎找不到回击太平军的大道理，一直没有针对太平军的檄文，正式回复过类似的政治帖子。

咸丰可以不回复，但是曾国藩却不能。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

太平军在湖南北上的时候，曾经由杨秀清和萧朝贵联名发布过《奉天讨胡檄》，檄文的核心观点是大力提倡华夷之辨，崇汉排满，推翻清朝。尤其强调汉人不打汉人，汉人要精诚团结打满人。

对于这个观点，满人当然没什么需要特别说明的，无非你要犯上作乱，那就“罪该万死”，我就只能剿匪平乱、正当防卫之类云云。

作为汉人的曾国藩，面对太平天国这篇几乎专门冲着他来的檄文，却不能不做出一定有力的回应，否则你一个汉人，却要替满人卖命，打杀咱们汉人，岂不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曾国藩当然不想被人戴上“汉奸”的帽子，这可是一个能够让他甚至他的家族，永远翻不过身来的“荣誉称号”。

以什么名义来打太平天国，才比较有说服力，才能获利舆论的支持，以及老百姓的理解和同情？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更是一个不大好回答的问题。答好了，可以加分；答错了，严重扣分。

曾国藩的回答很有策略性：声东击西，避实击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