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罗泽南做过教师行业的优势开始发挥出来了。由于罗泽南在湖南有较高的人气，加上学生规模庞大，练兵的政治基础和人才基础，都不成问题。很快，他的得意门生李续宾和李续宜两兄弟等人，都前来为老师捧场，成为罗泽南的得力干将。

罗泽南带着湘勇，打了不少胜仗，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1853年，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民兵总司令时，罗泽南很自然地就进入他的视野，成为他在湖南练兵的现成班底。湘军最初的三营陆军，就是在罗泽南的基础上升级而来。曾国藩后来曾经非常感激地说：“湘军之兴，威振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这话当然也不完全准确，要说湘军鼻祖，从广义的湘军概念来说，还是江忠源莫属，毕竟是他开创了湖南本土练强兵的先河。

曾国藩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他的湘军，与罗泽南练的民兵，有着更为直接的渊源。从狭义湘军这个概念来说，罗泽南的确是正宗的湘军鼻祖，湘军就是从湘勇这个胚胎发育而来。他的另一位湖南老乡胡林翼曾经对此有过评价：“曾文正公初募湘军，专依罗泽南、王珍。”

曾国藩重用的书生将领之中，陆营代表是罗泽南，水师水生将领代表则非彭玉麟莫属。

在湘军水师营官中，彭玉麟是“儒将派”的代表人物，后来做到地方最高长官（两江总督）和中央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比起罗泽南来，彭玉麟的书生气更加浓郁。很难想象，一个文弱书生竟能在战场上如此威猛。这就更加显示了曾国藩不同寻常的练兵思路，以及他过人的识人眼光。

彭玉麟，生于1816年，字少鹤，后来改做雪琴，祖籍湖南衡州府（衡阳）人，生于安徽安庆府。他比罗泽南小十岁，比曾国藩小六岁。彭玉麟出身贫寒之家，因得贵人相助才得到生员（秀才）的资格，一边拿政府补贴，一边读书，后来弃文从武，随军作战。曾国藩到衡阳建水师时就看中了彭玉麟，让他参与筹建和训练水师，购买洋炮装备水师战船。

与嗜好理学、为人理性的罗泽南相比，彭玉麟更加感性，艺术细胞非常发达，行军打仗之余，喜欢写诗和作画。彭玉麟对艺术的喜好非常专一，他的诗画，都是围绕梅花这个主题下手。据说是因为与一个叫梅姑的女人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虽然两情相悦却未能比翼双飞，佳人离他而去早赴黄泉路（梅姑据说是他外婆的养女，虽年龄相仿，却唤做梅姑，人以为辈份不同，不合人伦，故遭强烈反对）。彭玉麟对此女情有独钟，无法再生别恋，从此含恨终生，发誓要画满一万幅梅花图，来纪念这段凄美而传奇的旷世之恋，以告慰梦中情人的在天之灵。

缠绵徘侧的儿女情长与卓尔不群的艺术气质，并没有影响彭玉麟在战场上杀敌立功，他从营官这样一个基层干部起家，努力工作，屡立战功，逐渐成为曾国藩湘军水师最优秀的统帅。

彭玉麟的书生气可以从他的辞职史中得到证明。梅之魂清洁而孤傲，芳香而坚毅，正因为如此，彭玉麟才会无意于官场，每每受到封赏，往往拒而不受，创造了有清一代乃至中国历史上辞官的“吉尼斯纪录”。彭玉麟曾经赋诗以明志：“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唯有玉人心似铁，始终不负岁寒盟。”

集艺术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彭玉麟，因其丰神骏朗，以及略带忧郁的儒将气质，荣获“雪帅”美称，享誉三军，流传后世，令人喟叹，让人神往。

在曾国藩看来，书生为将，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来书生比八旗和绿营那些武将更有生气，没有他们身上的那些坏毛病和坏习惯；二来他们已经被孔夫子狠狠地洗过脑，儒家思想中的忠君义节，已经深深烙印在他们的心田；三来书生没有功名，渴望飞黄腾达，岂能不死力效命，立功于疆场？

曾国藩选用儒生为将，的确给湘军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就拿罗泽南来说，他的部队就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打仗之余，除了抓军事训练外，罗泽南还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带领和组织部下开展读书活动和研讨活动，理学的基本理论，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军队。

从这个角度来说，曾国藩领导的不只是一支威武之师，更是一支文化之师，这样一支学习型的军队，与为了拿军饷混日子的绿营来说，无疑是有天壤之别的。除了金钱，他们还有自己的信仰、理想和追求。

曾国藩曾经大力赞赏罗泽南所带的陆师：“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战，暮归讲道。”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曾国藩虽然重用儒将，但并不轻视或者忽视武将，他手下的将领，可以分成两派，书生派，武生派。

罗泽南和彭玉麟是书生派的代表，武生派的代表是塔齐布和杨载福。塔齐布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说说杨载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