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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恢复了元气后，打响了岳州战役。

1854年7月24日，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和布置，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大军一万五千人，兵出长沙，攻打岳州。曾国藩的战略部署是，陆师分三路北上，东路负责攻打崇阳和通城，西路负责攻打常德，中路负责攻打岳州。中路是攻击主力，主攻手是曾国藩最为器重的刚刚被提拔起来顶替鲍起豹的湖南提督塔齐布。水师分为前锋和中军两拔北进，前锋是彭玉麟和杨载福等人率领，中军由曾国藩亲自统领跟进。

曾天养虽然能打，但手头兵力有限，加上刚刚打下武昌的韦俊，也没有实力进行大规模的支援，凭他的一万来人，的确难以抵挡曾国藩三路大军的全面进攻。曾天养从岳州退到城陵矶后，先后进行过多次反攻，都未能奏效。后来韦俊也派兵前来增援，但由于是小批量的零售式增援，根本起不了作用。虽然曾天养在水战中大败湘军，杀死陈辉龙，但随后却在城陵矶陆战中，看见仇人塔齐布，一时气急眼红，策马独取塔齐布，因为用力过猛，情结比较激动，一枪下去，刺中了塔齐布的马，却没能刺中塔齐布，结果自己反而被塔齐布手下兵将乱枪所杀。

曾天养个人英雄主义表演，其志可嘉，其状可表，但却挫了自己的锐气，长了敌人的威风，也就为岳州战役画上了句号。

从1854年2月27日征湘军攻占岳州，拉开攻打湖南的序幕，到1854年8月25日征湘军全面放弃岳州，退出湖南，进入湖北，为期一百八十天的征湘战役，以太平军的惨败而收场。

曾国藩与杨秀清的第三局，在武昌。

曾国藩在岳州得手后，开始酝酿越省夺城。湖北开始成为曾国藩和杨秀清争夺的焦点。

焦点中的焦点，自然是湖北省城武昌。

武昌的重要性，在第一部讲到太平军一占武昌时已经说过，曾国藩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他认为太平天国在下游依赖的是镇江和场州，在天京上游依赖的是安庆、九江、武昌，要想摆平长毛，就必须首先归复武昌，争取控制上游。

对于湖北的重要性，曾国藩无疑比其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湖南是自己的根据地，也是自己养兵、练兵、后勤基地。湖北的安危，将关系到湖南的安危；而湖南的安危，又直接关系到湘军的安危，这就是唇亡齿寒的道理。

曾国藩拿下岳州后，迅速向湖北推进，几路大军，来势汹汹，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面对曾国藩的志在必得和精心筹划，杨秀清的遥控显得很不给力，他不但没有增派援军积极应对，反而还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杨秀清的这个错误，就是把韦俊调出武昌参加天京保卫战，任命石凤魁为武昌城防总司令，地官副丞相黄再兴为副司令。杨秀甭主动削弱武昌城防司令部的力量，简直就是自毁城墙！

韦俊这个人，算是比较能打的，尤其擅长防守，可惜杨秀清这一次没有给他表演的机会。

杨秀清把表演的机会，错误地交给了石凤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林绍璋是败军之将，曾天养已经为国捐躯，石祥祯早就被调回天京，韦俊又被调走了，剩下只有国宗石凤魁级别高点。

可问题是，这个机会，给谁都行，就是不能给石凤魁。

石凤魁，广西贵县人，是石达开的堂兄，金田起义时，跟随石达开打仗。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三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论功行赏，领导班子的亲属也跟着鸡犬升天，石凤魁被加封国宗，不久被派到前线，开始领兵作战。

石凤魁这个人，虽然与石达开是同宗兄弟，但是两个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太大，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叫做天壤之别。

石凤魁的优点用放大镜来看，也找不到多少，但是缺点却用不着拿显微镜去找，掰着手指头数就行了：

没读过书，没带过兵，既是文盲，又是军盲。

天生胆小，贪生怕死，孬种一个，熊包一只。

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没有担当，没有责任。

这三条是主要的，其他的缺点就不多说了。有了这三条，就注定曾国藩不用耗费多大力气，就能轻松拿下武昌。

曾国藩率领湘军，9月下旬向湖北推进，很快就扫清了武昌外围据点，到10月14日就已经占领武昌。

从韦俊在6月26日攻占武昌，到石凤魁丢失武昌，前后还不到四个月，如此坚大城池轻易易手，实在是太过可惜。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石凤魁的弱智和无能，他用精彩的表现告诉人们，一个统帅可以差劲到什么程度。

石凤魁的精彩表现，可圈可点的，至少有三点。

第一是不做防守。没有御敌于武昌之外的军事理念，轻弃崇阳、能城、蒲圻等前哨要地，任凭湘军长驱直入，兵临城下。

第二是不想坚守。湘军杀到城下不到两天，他就急急忙忙屁颠屁颠走人，把武昌白白送给了曾国藩。

第三是不计损失。在武昌被曾国藩杀掉的太平军，多达数千，更让人心疼的是水师的惨败，由于他丢下汉水的水师不管，至少导致上千船只被湘军烧毁。

武昌失守后，杨秀清的摇控还没有结束，接下来他要摇控的是长江要塞田家镇之战。

这是曾国藩与杨秀清在西征战场上的最后一局，也是最关键的生死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