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其实最早叫“摩尼教”，乃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一种揉合佛教、袄教、基督教为一体的混合宗教，武则天时代传至中国，一度在汉人与回鹘地区大盛，信众人数颇多。唐武宗时期毁佛，顺便也把“明教”禁了。转入地下后，本来就是大杂烩的“明教”很能适应地方生活，道教及民间淫祀诸神和原始传说日益添入其中，最终形成了类似会道门的邪 教组织。北宋时期，明教一度大盛，特别是江南地区，明教斋堂比比皆是，其中供奉摩尼和耶酥（夷数）的画像。由于明教人戒吃乳葱，以菜为食，又供“魔鬼像”（当地当时的百姓见画像中人皆黄毛绿睛，以为是鬼），不在教的人就称明教为“吃菜事魔”。但凡邪 教发展到一定地步，都会和go-vern-ment叫板。日后，明教与白莲教合流，在缺少经济联系的广大农时地区如火如荼发展，多次起事，也多次被镇压。元顺帝时，天灾频频，人心思乱，正是邪 教流出手之机，于是信徒们纷纷暗中串连，号称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蠢蠢欲动。1337年，陈州人胡闰儿（棒胡）起事，就是“明教”规模很大的一次暴动。1338年，彭和尚的弟子周子旺在惠州起事，自称“周王”，率众五千人造反，但很快被元朝平灭。彭和尚由于擅用符水“治病”，为当地民众掩蔽逃走，跑到淮西潜伏起来。
元末大乱，除了各种政治、经济原因以外（可以参见拙作《帝国如风》），导火索是黄河水灾。时任元朝宰相的脱脱知难而进，非要起国内几十万人工治理黄河。他在至正十一年初夏发调民工，开河二百八十里，以贾鲁主持河政，勒黄河入故道。此举此行，“利在千秋”，患在元朝。一直寻摸起事机会的韩山童得到消息后，暗中凿刻了个一只眼睛的石头巨人，派人埋于黄陵岗开河必经之地，并派遣徒众四处散布谶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韩山童以及得力助手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四处活动，大肆宣传“明王”出世的消息，开始打起复兴宋朝的旗号。
结果，石人挖出，数万黄河挑夫、兵士亲眼所见，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本来就遭受元朝重重压迫的汉人百姓均闻言思乱。
于是，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宋将刘光世后人，大家齐推韩山童为“明王”，聚众起事。不料，人多嘴杂，消息泄露。元朝地方go-vern-ment派出几百人，在“开幕式”上把韩山童逮个正着，押住这个邪 教头子立马送县府开斩。刘福通、韩山童之妻杨氏与其子韩林儿好不容易才得脱。
依理讲，擒贼先擒王，韩山童都被杀掉，大事应该不成才对。但刘福通有勇有谋，振臂一呼，旬日之间，得河工数万人为兵。这些人均头缠红巾，一哄而起，杀掉元朝监工，四处攻掠。由于红巾军很快攻下朱皋这个大粮仓（今河南固始），开仓放米，马上吸引饥民十余万来入军。这样一来，江南大震，义军四起。
彭和尚闻讯，当然不会闲着，推徐寿辉为主，拉起队伍，攻克沔阳、武昌、江陵、江西等多处府郡。几个月时间内，数支“红军”几乎占领了西至汉水、东至淮水之间的所有土地，成为元朝的“国中之国”。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官吏们）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蒙元的破坏可谓“馨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长久沦为豺狼异域。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 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比现在入矿股的官员分的息还要多出数倍。在此情况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惟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强权和刀锋下的强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剧，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蒙元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骇人听闻的奢侈品。所以，一部分东西方蒙元史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本来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蒙元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垮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工商业方面，一反宋代普及化、平民化的高度精细，元代分成极端的两极：宫廷、贵族所使用之物精益求精，一般人民所使用的器皿粗滥不堪。我们现在如果进入博物给参观，看那些分朝代阵列的器具，人们会立刻发现元代时期出现工艺方面的惊人倒退。当然，蒙元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工匠无比“重视”，每到一个地屠城，“幸免” 只有工匠和具有“特异功能”的巫祝等类人，他们需要这些“工奴”为自己生产制作高端消费品。统一全国后，元廷把几乎几十万户工匠全部聚集在大都，建立工匠“集中营”，日以继夜地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精细用品，而“工奴”们得到只是仅够活命的口粮和食水。在这种条件下，工匠天才的创造力和积极主动性几乎无从谈起。所以，相比宋代那种独立手工业和工匠雇佣制度，元代的手工业也仍然倒退为奴隶制水平。如此，手工业的严重退化，商业肯定也随之倒退（色目人放高利贷以及那种巧取豪夺的“商业”活动不包括在内）。
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在冷兵器时代，元朝的灭亡就成为必然。
身为天下至尊，元顺帝整日与十个“倚纳”宠臣在宫中群交滥交，性活动的过程扑朔迷离，骇人心目：各人赤身裸体，脑袋上都戴顶高色黄帽，上缀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殿内有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按弦品萧，玉肉横陈，高唱《金字经》，四下蹦跃，大跳“雁儿”舞。顺帝等人，又饮酒又服食春药，心醉神迷，大有一日快活敌千年的极乐之感。不仅自己快乐，顺帝表示“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呵”，于是他又让秃鲁帖木儿教太子有样学样，“未几，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淫暴如秦始皇、齐显祖、隋炀帝、金海陵，都是自身宣淫，对下一代储君太子皆付名师硕儒教诲，从未听说上述几个爷们让人教儿子也“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向儿子传授性学苦怪大法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