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白求恩来到苏联，亲眼参观了那里的医疗服务系统，回来后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开始从事共产主义事业。起先，他并不认为共产主义会解决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拒绝担任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但自从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决心医治病人也要医治社会，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中来。
在上一回里，我们提到加拿大共产党轰轰烈烈地参加了西班牙内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正是在这段时间，辗转来到法国和西班牙，他在这场法西斯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代理战争中表现尤为突出。他创立并领导了输血医疗队，参加过五场大的战斗。
据了解，白求恩在西班牙的时候，本来已经成绩斐然。白求恩、他的助手和司机已经成为三个英雄，三个伟大的人物，他们在马德里战场上代表着无私和不怕牺牲。当时加拿大国内的报刊上充满着白求恩医疗队的英雄事迹，在那辆送血车辆上，赫然标着“加拿大”字样，加拿大人无不感到自豪。然而，一名瑞典女记者的采访，完全葬送了白求恩继续为共产国际阵营在战场上救死扶伤的愿望。采访白求恩的女记者在采访中和白求恩情意绵绵，此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原来这名叫“卡莎”的女记者被怀疑是敌人派来的间谍。白求恩被莫名其妙地勒令离开西班牙。
从西班牙回来后，白求恩极度苦闷，他需要用新的政治热情来点燃他生命的激情。他在加拿大各大城市讲演募捐，这时候他看到了一直致力于介绍红色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所写的《西行漫记》（也即《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中国爆发全民抗战的消息鼓舞了他，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就在那个红星照耀的地方。白求恩深信那个地方可以让他放弃一切。他向美国共产党要到了5000美元，购买了一批珍贵的医疗器具，于1938年1月到达中国。
从此，这位学术界顶尖医生，在中国的抗日前线，出没在枪林弹雨中，奔波在炮火连天的浓雾里，把生命置之度外，不分昼夜抢救伤病员。他曾经为重伤员献过血，曾在自己身上做过试验，他发明了晋察冀边区独特的野战医院，创造出许多新的治疗方法，他以精湛的医术，使一批批八路军指战员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他将自己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军民。
白求恩大夫在中国的时日才仅仅只有一年零八个月，但他给中国的贡献却是无价之宝。他放弃了加拿大优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带着国际主义的红心，毅然来到中国，在抗日最前线救死扶伤；他在医疗条件极度恶劣之下，同中国铁匠木匠一起制造手术器械、将包装箱改装成手术台，创下69个小时为115名伤员动手术的纪录；他因地制宜，组成流动医院，发明了奇特实用的药垛子，在枪林弹雨中挽救抗日将士。他随时随地免费为老百姓看病、诊疗，不计报酬，不辞辛劳；他创办卫生学校，编写战地医疗教材，培养出大批中国的医疗人员。
毋庸置疑，白求恩大夫就是一位最可爱的加拿大人，他是一位伟大的国际共产党人，他是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千百万外国人之一。其实，在1941年11月，为了保卫当时还是英国属地的香港，加拿大政府也曾派来两个营的援兵，共1975人。这批加拿大军人与日寇激战黄泥涌山峡，有557名官兵阵亡。
从踏上中国土地的一开始，白求恩大夫就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日寇疯狂袭击的目标。白求恩一行三人于1938年1月带着大量医疗器材来到中国，先到武汉会见了周恩来，便北上山西前线，在临汾差点与日军遭遇，在八路军掩护下才脱险去了延安。在那里，白求恩会见了毛泽东，一番通宵达旦谈话后，白求恩被那精辟的见解和深邃的思想所感染，当天便在日记上写道：“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虽然延安是中国革命最古老的城市，但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是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
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村，白求恩曾建立过一个非常象样的模范医院，在落成典礼上，白求恩热情洋溢地说，“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敬佩。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用我们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为了我们而受到的痛苦和牺牲。因为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敬！”
在八路军中，白求恩成了真正的神医，他的医术和医德受到所有人的尊敬，虽然缺少药品、器械和各种条件，可白求恩本人已经成了伤患的信心、成了八路军心中的天使，可是这个天使心中，却有旁人难以了解的痛苦，这痛苦就是孤独。
“我梦想咖啡，烤肉，苹果派和冰激凌。我憧憬那些美妙的食物！还有书籍……书还在写吗？音乐还在演奏吗？你们还跳舞，喝啤酒和看照片吗？软床上干净的白色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是否仍然享受着被爱的幸福？”
1939年10月时，白求恩大夫已经和中国人民并肩抗战了一年零七个月。然而，由于药品短缺，尤其手术用的麻醉剂不够用，八路军的伤员们纷纷在手术中拒绝麻醉，以省下麻醉剂，留给更需要的伤兵，这使得白求恩大夫非常震动，他心中充满了无药的苦闷和对日寇敌人的愤怒，他看着八路军战士心如刀割。于是他不断给加拿大援华组织写信，渴望从那里得到药品和援助，在迟迟没有回音的情况下，他决定亲自回国筹备药品，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摩天岭的一场战役将他永远留在了中国。
1939年10月20日，就在白求恩准备回国的时候，日寇发起了冬季大扫荡，于是他主动申请推迟了回国的日期，决定继续留在前线帮助救治伤员。
做手术的时候接到了一个命令，说是有一部分残暴的日寇正在向作为临时医院的小庙靠近，命令这个医疗队马上转移。白求恩走出这个小庙，如同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用大拇指一比划，就能目测到敌人的距离。据说，当时日寇到达小庙的行程应该还有十里路。为了不耽误抢救伤员，白求恩就让其他医护人员给轻伤员做了一些急救处置，让他们先行转移，自己留下为10名重伤员就地做手术。最后一名伤员叫朱德士，他是大腿粉碎性骨折，白求恩在给这名伤员做手术时，因他为了加快手术动作，在掏取这个碎骨的时候，被碎骨刺到了，当时白求恩就“哎呀”一声，把手指拿出来以后，在碘酒里浸泡了一下消了消毒，接着继续把手术做完。
这原本只是手术台上极其普通的一次小意外，伤口一般都会在手术后自动愈合，然而，手指受伤的白求恩紧接着又为一个患颈部丹毒并发头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手指伤口被丹毒感染，原本靠西药就能消炎的小伤口，却因药品极度匮乏，加之环境极度恶劣，迅速恶化，白求恩持续高烧，昏迷不醒，腋窝等几处淋巴腺化脓，最终转为败血症。
11月的黄石口村早已寒气逼人，就在70年前的这个季节，身患败血症的白求恩被抬到了这里。这间房子是当时村里最好的房子，而且地理位置也方便必要时紧急转送。听说白大夫病重，全村的百姓纷纷前来献血。晋察冀卫生部也在各处寻找救命的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