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百零四回
那还是在1917年9月16日的一天，利文斯顿上尉看到大约有950名中国人从威海卫基地准备出发。这些中国人手里仅拿着一份文件，供军医检查。任何所带的包裹都要打开，禁止携带“赌博和火柴类物品”，一经查出便俱以没收。当时，所招募的中国人都还穿着自己的衣服，然后鱼贯而入进行消毒洗澡，晾干后发放统一制服。每人可以领取所需内衣、有CLC（中国劳工旅之英文缩写）标志的草帽及鞋袜等。制服包括深蓝色束腰外衣，腰部有一道白色条带，深蓝色裤子，缝边也是一道白条。在外衣胸前别有一行编号。
除此之外，中国劳工还领到一个工具包，里面装有毛毯、铺盖、饮水杯子和铁饭碗。这些领齐了以后，劳工们排队来到领款处，每人得到5墨西哥元（当时的威海卫所使用的硬币），外加5元的纸币（呵呵，利文斯顿也不知道给的是什么货币）。然后，劳工们来到码头，登上一种小型船，开始了他们的西行之旅。
利文斯顿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与此同时，成串的鞭炮声响起，当地人用这种爆竹声祈祷平安，风调雨顺。”当时，利文斯顿陪送中国劳工到船上之后，目送着这些特殊旅客启程，然后回到威海卫做自己的事去了。
利文斯顿当时29岁，是从多伦多招募的外科医生，在威海卫招募站工作。1917年9月8日到达威海卫之后，立即投身到对应征人员的体格检查工作中，主要检查内容包括：结核病、性病、沙眼（就是容易致盲的眼疾），每天要检查100到250人。凡通过检查的中国人，都会按手印，照相，然后带上一个标有证号的手链。
利文斯顿看到过由他过手的几批劳工，在英国和加拿大军官的带领下乘船离开。1917年10月29日，也轮到利文斯顿带队了，那已经是第五批中国劳工旅出发。当时有2290名中国劳工登上船只，劳工们纷纷各就各位，来到铺位上。当然，带队的军官都手里拿着军棍，一旦有人出了铺位界限，都要挨上一棍子。利文斯顿没说他自己打过人没有。
船只启程以后，可以允许劳工们来到甲板上，但与其他乘客隔离。“我们都有手枪，一到晚上，他们就必须在铺位上原地不动。”利文斯顿的日记上这样写着，“晚上的时候，他们都会坐在过道里或唱，或说笑，或躺在床铺上。这时候比较忙的是那些理发师，帮助他们剪发剃胡子。”
在13天的海上旅途中，利文斯顿建立了一个船上医务室，手下有六名助手，主要是帮助那些晕船的劳工，一般每天都会有50来人等在临时医务室外看病。由于船只在海上颠簸剧烈，劳工们又都愿意煮开水沏茶或喝热水，一不小心就烫伤了自己，利文斯顿为此很是忙乎了一阵子。
利文斯顿和他的劳工们首先来到日本的大阪。在那里，他还收到过一些劳工们通过翻译写给他的字条，“报告尊敬的长官，我不尽晕船，还想家……”。
穿越太平洋就艰难多了。洋面上的海浪如山，“当时是11月11日，我们遭遇一场凶猛的狂风暴雨，我们的船只在浩瀚的大海中，真像一叶小舟，船上桌椅板凳之类的，左右滑动不停，餐厅的餐具摔得粉碎，过道根本不能过人。” 好在第二天，我们已经抵达离维克多利亚不远的威廉嘴（William Head）。11月13日，就有600多名中国劳工登上了前往哈利法克斯的火车。
至于铁路运输过程，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记事录里也有一些蛛丝马迹。那是由12辆“殖民者”号的车厢组成的一列火车，每车厢装有50人，车厢里有简单的铺位，可折叠座椅。铁路安保服务人员提供全程监护，每列火车平均配置50名安保，每节车厢有四名手持罗斯来复枪的安保人员，两人白天站岗，两人夜晚值班，两个门各站一个。
利文斯顿和其他军官及火车安保人员乘坐的是“旅游者”车厢，相当于二等车厢，有餐厅供他们吃喝。而中国劳工旅的人则不提供伙食，都是在列车上自己用火炉煮饭吃。按照利文斯顿的日记所述，劳工们一次从伙食工那里排队领取一顿饭的食物，主要是馒头，一块鱼，米饭和豆子等，然后回到各自的铺位就食。
这次，在列车运行途中，有一节车厢居然坏了，不得不用一节天鹅绒和红地毯装饰的头等车厢替换。“劳工们个个睁大眼睛查看个不停，那豪华的布置使他们无所适从。有一名劳工不小心在地毯上掉了点烟灰，赶紧跪倒地上用手搽拭干净。”
劳工们尽管有火炉子，但列车上还是特别的冷。劳工们白天袖着双手取暖，夜晚则和衣而睡。11月21日下午，火车终于到达哈利法克斯，劳工们登上了一艘巨轮。用利文斯顿的话说，就是“奥林匹克船，非常巨大，配有七门大炮，探照灯，用未来派艺术装扮的黑白船体，主要是防止潜艇攻击。”
由于等待护卫舰，奥林匹克船于12月1日才起航。在船上等待期间，劳工们用踢毽子组织活动，或者围成一圈玩一种体操来打发时间。有的劳工还与士兵们在甲板上打拳击，也有的在船上拉着二胡，吹着笛子，象乐团一样演奏着音乐。
10天的滞留期间，有一名劳工因心脏病发作死亡，埋在了当地。还有一名“疯子”也不适于参加劳动，被带到了岸上。另外有26名劳工因犯各种疾病继续滞留在哈利法克斯。也就是利文斯顿他们的大船起航5天之后，哈利法克斯港口发生了那次悲惨的一幕，法国“白山号”军火船与挪威“伊莫号”相撞爆炸，夺取了当地居民2000多人的生命。利文斯顿说，他在到了英国利物浦的时候才得悉这一惨剧的发生。“发生爆炸的地点与我们停留的地方非常近，毫无疑问，若我们没有启程，后果将不堪设想。”
穿越大西洋用了六天。一接近英国，大船就冒着被敌军潜水艇袭击的危险。当听说来自美国的四艘驱逐舰将一路送行时，能看到每个人十分紧张的神情都放松了许多。英国的天气实在糟糕透顶，当中国劳工和随行军官上岸以后，冷湿和泥泞到处都是，帐篷被泥水浸过膝盖高。12月10日，劳工旅来到福克斯通（Folkerstone），然后乘渔船分别前往设在法国诺娃耶尔（Noyelles）的劳工总部。
从此，中国劳工旅终于直面战争的洗礼。就像利文斯顿在日记里描述的，敌机当空嗡嗡响，大炮身后震耳聋，前线伤兵离战场，蓝衣劳工起降忙。一边是YMCA（基督教青年会）志愿者，一边是肮脏不堪的德军俘虏，身下泥泞难行，肩负物资抢运。
到了战场以后，中国劳工旅收到一套新制服，“嗯，和那些个穿梭在战壕里的英军士兵穿的军服一样”，有衬衫、长筒靴子和袜子等。到了战场以后，劳工们还要经过一次身体检查，然后由少尉带到不同的连队，开始在前线附近作业。
每支劳工连队有500人，476名中国劳工，24名英军（或英属殖民地）士官。中国劳工一般都没有军衔，但每支连队都会有一名带头大哥，相当于军士长。其次，还有班头（中士的角色），二班头（下士的角色）和三班头（一等兵/准下士的角色）。连队中也包括一名讲英语的中国翻译。
据利文斯顿讲，中国劳工在前线的工作安排妥当之后，他自己也被安排到一所医院工作。离别之时，他还和一名要好的中国劳工“冲子”握手道别。“他说，他感到很难过，因为我要离开他们了。我自己也一样的，冲子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他想战后和我一起回到加拿大的。”
自此，利文斯顿就和中国劳工旅没有什么关系了，但他也不时去看过他们。1918年初，他看到正在劳动的中国人一字排开，铺设铁轨，装卸弹药或煤炭等物资。利文斯顿最后记载中国劳工的日子是1918年5月，然后他自己也到了英格兰。
在法国和比利时敌后战场上，中国劳工旅的工作相当出色。中国劳工们虽然没有在前线和敌人拼命，但在装卸船只火车、修建码头道路、建设铁路和机场、装置枪支弹药等后勤工作中，甚至在修理坦克等战备工作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战争接近尾声时，正是中国劳工旅的人留在了后面，在到处都是未爆丨炸丨弹和充满铁刺的战场上，他们要挖掘和掩埋尸体，把硝烟狼籍的战场恢复到安全状态，完成了非常危险而又难以忍受的战场清理工作。
中国劳工旅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坚持工作10个小时以上。遇到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国劳工才会有机会休息片刻。有许多人因积极勇敢的行动，获得过英军铜质奖章。
战斗在前线的中国劳工中，有1600多人死于德军的毒气攻击、搬运弹药时的意外爆炸、疾病和伤残。也有个别人因为犯有谋杀罪，受到军事小组的处决。凡是在法国和比利时战场上死亡的中国劳工，包括被处决的，都埋葬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一些军人公墓里。
现在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来到一战战场曾经埋葬着牺牲军人的墓地纪念。其中最大的一处华工墓地就坐落在索姆河战场，该墓地位于比利时的诺娃耶尔市，841块墓碑铭记着中国劳工旅在一战中所做的贡献。在这里，一排排墓碑整齐排列着，上面写有三种标准铭文：“鞠躬尽瘁”、“勇往直前”和“永垂不朽”，用中英文镌刻。墓址是中国华工自己选定的，坐落在一片缓坡上，脚下是一条小溪，完全符合中国风水。
1919年9月，中国劳工旅终于完成任务，开始沿着来时的路线返回中国。他们首先乘船到达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在通过铁路前往温哥华，在维克多利亚附近的威廉嘴登上大船返回。1920年4月，最后一批中国劳工旅穿过加拿大，他们的返回家园如同来时一样，始终默默无闻地进行着。
1918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时，消息传至中国，当时的中国文化名宿蔡元培振臂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遭受外敌入侵生灵涂炭的羞辱，此次作为协约国的一员，中国北洋政府也成为战胜国之一，中国历次对外战争无一不胜的历史终于结束。
正是：勇往直前劳工旅，一战后方筑长城。默默无闻献青春，成败何须标功名。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