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伦敦的格兰德斯通政府对于加拿大人的要求还是持同情态度的，并不愿意迫使麦克唐纳接受美国人具有侮辱性的条款，唯有英国使团的首席代表警告，加拿大人的太过固执将有可能产生“不愉快的结果”。

4月中旬，麦克唐纳再次接到了美国人的新招，说要购买十年的捕鱼权，还声称只要不提出芬尼人入侵的赔偿，美国可以允许加拿大渔产品自由进入美国市场。英国政府显然已经对美国人的慷慨大方所折服，几乎照单全收。为了争取不情愿的加拿大人受领美国人的人情，英国政府已经准备好了要自己补偿芬尼人入侵的受害者（麦克唐纳这么认为的），而购买捕鱼权的价格则交由第三方仲裁决定。

麦克唐纳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难堪地就范，等待他的将是加拿大国内强烈的政治反应。1871年5月8日，《华盛顿条约》正式签署。

条约中直接影响加拿大的条款包括，双方可在圣劳伦斯道自由航行（不包括加拿大的运河部分），但只限于纽约、波士顿和波特兰来往的航船；双方可自由进出大西洋渔场，考虑到加拿大渔场的巨大价值，美国境内也开放北纬39度以北的近海渔场；西北太平洋沿岸温哥华岛和大陆之间的边界划分，比如在圣胡安岛上的分界争议交由德国皇帝仲裁（结果把整个岛屿判给了美国）。

麦克唐纳回到渥太华之后，悄悄地躲在办公室里正襟危坐，等待着加拿大人就条约条款发起的口诛笔伐和抗议风暴，然后他有可能就会从办公室被揪出来扔在大街上。麦克唐纳的忐忑之情在他写给使团主席的信中一览无余：

“加拿大人反对条约的心情正在急速膨胀，很有可能会爆棚。我无法预见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在公众心目中，对帝国政府的不信任感也逐步上升，人们怀着嫉妒和不公的情绪谈论着条约规定的每一项条款。”

不管公众舆论如何，麦克唐纳的命运还须由加拿大议会来决定。可是自治领第一届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正好要到来年4月份才能开始，这就给麦克唐纳留出了腾挪的时间。在1871年秋季和冬季，麦克唐纳利用加拿大议会对条约的表态，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英国政府落实在谈判桌上替美国答应的芬尼人事件的赔偿款，结果以担保贷款的方式最后搞定，由英国政府为加拿大修建铁路和运河提供资金。

另外，在加拿大的众议院，麦克唐纳极力强调《华盛顿条约》确保了大英帝国的和平环境，也为海洋诸省的渔民们打开了美国市场。而麦克唐纳的政敌，麦肯齐则应加拿大民族主义者的请求，宣布该条约戕害了加拿大的利益，号召立即开启议会，否决条约的签署，保护加拿大的“尊严和独立性”。

相较之下，麦克唐纳无论是在条约谈判中的积极争取、事后向英国政府追索补偿和似乎无奈的忠于大英帝国的借口，以及大英帝国事实存在的和平需要，这些真切的努力多少抵消了反对派的批评，批准《华盛顿条约》对于加拿大联邦政府来说已经势在必行了。事实上，条约签署一年之后，加拿大的利好已经逐渐显现出来了。

1877年，三名高级委员会成员（英国、美国和比利时各出一名代表）一致确定，美国应向加拿大支付550万美元，作为十年内在加拿大渔场捕鱼的费用。这个数字一出来，美国代表就不干了，而美国国内的舆论认为如此高昂的代价还不如从加拿大直接卖鱼算了。可是，高级委员会的决定是要服从的，这是大家早在签署条约时就同意了的事。美国政府只好自吞苦果，而加拿大政府拿着这笔钱发给加拿大渔民作为津贴。到1885年时，美国人说什么也不续约了，美加海域的渔场风波就此告一段落。

《华盛顿条约》对于美国与加拿大及英国的长期关系具有深远意义。随着美加边境存在的遗留问题通过这次条约得到最后解决，两国边界的非军事化观念进一步加深，大湖区工业化的大发展，美国与加拿大及英国之间的战争越来越变得毫无吸引力了。这就为美国和大英帝国从根本上创造了一个利益重合点。

由于加拿大总理麦克唐纳也参与了这次条约的谈判与签署，该条约也成为了美国对加拿大自治领的事实上的承认。

《华盛顿条约》对于国际法中有关中立义务的某些原则术语做了仲裁性解释，俗称“华盛顿三原则”，因此，对以后的国际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某些国际法学者甚至把“华盛顿条约”吹捧为“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实用而有效的仲裁性条约”。该条约中影响国际法有关中立义务的原则解释有：

1.中立国应当谨慎行使其中立义务，要谨慎把握应尽的中立义务与未尽中立义务而所冒的风险之间恰如其分的比例关系。

2.通过建筑、设备和船舶武器等违反中立义务的中立国，若交战国一方因中立国违约而受益，即使后来有可能向该船舶提供补偿，也不得免除其任何罪责；只要最后一步造成违约，中立国也不能借口是无辜之举而成为免罪依据，因交战国舞弊而达到目的者也不能免除中立国的罪责。

3.域外原则适用于国际法，但不作为一项绝对权益，而仅仅作为建立在礼节和求同存异原则基础之上的活动，因此决不能成为中立国违约的保护伞。

正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总理现身英使团。谁说条约不平等，从此中立定规范。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