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几天，蒙特利尔任由暴徒们的摆布，他们冲上街头，给当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破坏，拉方丹的居所已经被劫掠一空。为了避免流血冲突，埃尔金和他的部长们一直没有动用军队来镇压暴徒的破坏活动，慢慢地街头暴力似乎缓和了些。可是一到29日，当埃尔金计划前往临时的议会大厦，准备向效忠派发表安抚讲话时，暴徒们在大街上用石块追袭他的马车，都差不多把马车砸瘪了。这位加拿大总督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心态，自我控制得非常到位，完全与他后来在中国的野蛮行径判若两人。
这次，大英帝国的议会也批准了“反叛者损失赔偿议案”，效忠派发现自己的一腔热血算是白洒了，反对声浪应声而息。最后这起发生在蒙特利尔的冲突被定性为“1849年加拿大人托雷党暴乱”，而暴乱者受到的惩罚是取消了蒙特利尔作为加拿大首都的地位，由多伦多取而代之。此后，首府的地点在多伦多和魁北克之间每两年轮换一次，直至加拿大联邦的成立。
托雷党人太仇恨这个埃尔金了，恨不得一石头把他给砸死。结果托雷党人急不可耐，向埃尔金发动个人攻击。埃尔金算是用他的理性赢得了这场冲突的胜利。“我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埃尔金咬文嚼字地问道，“70万法国人接受了我们英国政府啊！……因为他们现在认为英国政府是公正的。”
不过，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托雷党人的暴乱是有更深层的原因的，而不仅仅是反对“赔偿议案”，其后果甚至比暴乱要严重得多。英国政府取消《航海条例》、废止《玉米法案》和缩减殖民地木材贸易额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加拿大省的经济，尤其是侵害了蒙特利尔商人的利益。
1849年，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开始出现了一些旨在与美国合并的协会组织。一份有300多主要商人签名的声明公之于众，用“友好平静的口吻要求脱离与英国的关系，以平等的条件”与美国合并。埃尔金一边警告他在伦敦的上司：英属北美殖民地已经感受不到依附于大英帝国的任何好处，与其这样，还不如依附于美国，多少还能解决点经济问题；一边立即解雇了那些签了名的所有公职人员。
穷则思变，变则思通，通则久。当初英国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后，加拿大人的日子非常不好过，确实想过要和美国合并。若那时真的合并了，不知今天北美地区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但到了1850年时，加拿大经济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与美国合并的念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正是：自由贸易毁经济，产业革命浪潮起。政改掀起翻案风，一度萌生合并意。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拓荒生活鸟枪换炮，政权更迭走马换灯
埃尔金勋爵非常清楚，加拿大人与美国的合并情结，如同最近发生的暴乱事件一样，是政治经济发生巨变之后人们因困惑和挫折而产生的情感流露。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贸易问题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找到一条长远的发展出路。
早在1847年，埃尔金就坚信与美国的互惠贸易策略正是加拿大经济的一剂解药，根本不是合并与否的问题。1849年，他已经开始了与华盛顿重启贸易的谈判，然而这事一拖再拖，直到1854年，埃尔金亲自前往华盛顿，利用美国深陷奴隶解放的南北分歧，让美国南方相信互惠贸易将会防止北方佬与加拿大的合并，否则一旦合并成功，美国北方的力量就会加强。埃尔金在美国大献殷勤，正象埃尔金的秘书报告的那样，用香槟酒打动了美国人，结果达成了在自然产品方面有利的自由贸易协定。
拉方丹和鲍德温的责任政府算是稳定下来了，针对改革方案爆发的敌对局势逐渐平息，没有成为改革派内部激进分子所谓“奢侈期望”的牺牲品。所谓“奢侈期望”是指1837年的老改革派人物如彼特.佩里（Peter Perry）和约翰.罗尔夫（John Rolph）等人期望改革派掌握政权后应当采用全民表决、民主体制、减少政府开支、废除教会储备金、自愿主义，以及同美国自由贸易等政策，而拉方丹-鲍德温们认为这样的期望也太奢侈了，就连那些在1837年叛乱事件中遭受损失的人得到应有的赔偿都这么困难，差点又搞出一宗叛乱，要是民主过分了，他们多年来追求到手的责任政府恐怕也要祸起萧墙。因此，改革派内部激进分子们对拉方丹-鲍德温政府大失所望，对他们缺乏民主热情的改革倍感失意，最后于1849年加入了刚刚出现的自由理想主义者行列，组成了“果敢刚强”（Clear Grits，加拿大自由党前身）阵营。
最初，极具影响的多伦多《环球报》（Globe，今天《环球邮报》的前身）创始人乔治.布朗（George Brown）还替殖民地政府的保守主义者说话，但后来布朗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宗教冲突。原来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加拿大人面临的最巨坑，数十年来总是困扰着加拿大人的正常生活。自1850年所谓“罗马教皇入侵”（Papal Aggression, 以神学家亨利•纽曼为首的一批牛津人出于抵制世俗的侵犯、维护国教会之圣洁的需要，在知识界掀起一场力主振兴传统、权威的体制化宗教的“牛津运动”，最终导致“高教派”和天主教的抬头）以来，布朗开始鼓吹政教分离，批评罗马天主教教堂干涉了上加拿大人的政治生活。次年，曾经的反叛者现在的改革派领袖威廉.莱昂.麦肯西上台以后，布朗变得浑身是刺，罗马天主教教堂和政府都成了他口诛笔伐的对象。
面对内部分裂自相攻击的局面，鲍德温不屑为繁杂的政治问题疲于奔命。1851年鲍德温选择了辞职，拉方丹也是紧随其后不干了，而他们伟大的责任政府随之走到了尽头。
改革派们组成了责任政府，为殖民地开始拥有自己的政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现在需要一段过度期来消化这种新式的政治模式和吸纳由于新的政治体制带来的文化冲突，为加拿大乃至英属北美殖民地将来新的更为长远的政治体系出现作准备。
进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加拿大省改革派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虽然成功地把政权从英国政府的控制下转移到了殖民地人民手里，但毕竟阻力重重，不同地域之间出现了强烈对抗，宗教派别之间形成了敌对势态，一时间加拿大省陷入一场政治内讧的漩涡。另一方面，产业革命则改变了殖民地农村地区的面貌，把过去殖民者的定居地生活一下子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现在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已经不由自主地推进到现代工业时代，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通讯业、交通体系、制造业、农业甚至社会关系之间的交互更新。就在大英帝国于1851年举办“世博会”向世人展示其工业威力的同时，英属北美殖民地正在拷贝曾经让大英帝国雄霸天下的各项技术，而美国也紧随其后，很快生产出了与之匹敌的同类产品。
加拿大人最先感到新时代到来的变化就是电报线路的采用。1847年，从多伦多到汉密尔顿之间开通了电报业务，各种信息瞬间即可往来传送。1861年时，电报线路已经延伸了近3500英里，把圣劳伦斯经济圈同新布伦瑞克和美国的底特律与纽约联系在一起。1849年，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份日报金士顿《辉格》报（Whig）问世。
但新时代最明显的标志还是铁路的应用。1850年以来，加拿大的铁路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以木材为燃料的发动机把农场产品拉到了市场，又把机器生产的制成品送到了农场。不光是工厂生产的必需品，而且绝对的奢侈品如钢琴等也出现在了农村富裕人家的房舍里，给曾经的拓荒生活带来了高雅的品味。
借助新式快捷的交通工具，政客们这才能够方便地走访他们热衷的选区，牧师们可以参加大会，旅途奔忙的销售人员已经能够把时髦的服装或精致的瓷器运送到客户手里，远隔千里的亲戚朋友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欢聚一堂，一切的一切变得相对容易而且舒服了。铁路使这个国家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