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殖民地人民看来，只要大英帝国的《加拿大玉米法案》能够长期不变的话，形势将会一片大好。可是好景不长，1846年英国政府对于有利于殖民地的整体关税政策做了180度的大调整，结果给加拿大经济带来了一场灾难。原来，引起英国政府调整加拿大关税政策的原因超出了加拿大圣劳伦斯盆地所能控制的范畴。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政府内部一股新兴势力正在叫嚣着说，重商主义带给殖民地的利益要远大于带给宗主国的利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英国纳税人的负担，也是英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的潜在原因，用于修建里多运河的80万英镑帝国贷款就是前者的例证，而1837年加拿大人的反叛行动以及后来的“爱国者之战”自然为后者提供了铁的事实。积蓄已久的反殖民地情绪终于在1839年酝酿成“反玉米法案联盟”。
曼彻斯特纺织企业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领导的“反玉米法案联盟”坚持认为，本来为了保护英国农民而限制大麦进口，实际上英国国内的生产成本却增加了，导致全体消费者的食品价格上涨，结果出口下滑。既然英国的农业生产没有得到政府的帮助而是依靠自己的生产效率取得成功，那为什么还不能让英国的农业生产自生自灭呢？若此，英国农民自然会以同样的效率投入到到与殖民地的贸易上，免得殖民地那帮家伙躲在复杂的关税盾牌后面偷偷发家致富。
对于“曼彻斯特派系”来说，解决办法非常简单，就是通过施用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把边沁的“功利”尺码应用到经济工作中。
毫无疑问，“反玉米法案联盟”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使得英国政府在40年代末终于回心转意，但归根结底，大英商业帝国的真正终结者还是马铃薯疫病，而不是来自各种舆论压力。这里简略描述一下当时发生在英国的马铃薯疫病的情况：从1845前起，连续三年马铃薯庄稼得上了黑腐病，作为几百万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爱尔兰佃农的日常主食，黑腐病把他们的生活全毁了。灾荒和饥饿蔓延了整个爱尔兰，据估计大约有70万爱尔兰人因此而死亡。
1846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应对这起灾难所采取的措施是废弃了严格执行的《玉米法案》，尽最大可能把进口面粉的价格降低。当然，不利于北美殖民地的这项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只有能到两年之后才显出效果来，比如加拿大殖民地的大麦才是在过去三年慢慢失去了抢手货地位，经济明显回落的感受直到1848年才变得真实起来。
大英帝国的皮尔政府调整了重商主义经济结构之后，接着减少对殖民地木材的优惠政策。经过实施一系列的整改措施，在短短几年之内大英帝国的整个重商主义体系已经被拆卸得七零八落。废止《玉米法案》意味着加拿大的粮食和面粉要与美国的产品在同等条件下竞争，而美国的粮食和面粉产品从大西洋到大不列颠的运输路程短运输费用低廉。
在殖民地经济陷入困境的同时，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也于1847年开始了。这时美国更是给殖民地经济的伤口撒盐，颁布了一项新的《退税法案》，减少了经过美国港口的加拿大出口额。旧的殖民地制度面对如此致命冲击，圣劳伦斯经济帝国已经摇摇欲坠。
爱尔兰发生的马铃薯饥荒对英属北美殖民地造成的影响绝非只是经济上陷入困境。爱尔兰的庄园主们为了缓解粮食危机，利用装卸木料的空船把十多万爱尔兰人运往殖民地。这些可怜的爱尔兰移民挤在卫生条件极差的货船里，很多人都患上了传染性斑疹伤寒（船热病），随后被带到魁北克城下的隔离站，五千多人因此而死于非命，一些前来帮助的自愿者也成了这种传染病的受害者。即使侥幸未被感染的爱尔兰移民也是身无分文，他们分别被运送到蒙特利尔、金士顿或多伦多上岸，只不过加快了这种传染病的传播速度而已，在当地居住民当中引起了极度恐慌。总共有两万多移民死在加拿大，另有一万七千多人还未抵达就在大西洋上一命归天。
这些爱尔兰移民从英国老家被连根拔起，在新世界也鲜有资助，只得成群结队来到一些新兴城市，被迫从事最低下的非技术劳动，在这些城市里最低廉最压抑的地方生活着。一时间，处于赤贫状况的寡妇孤儿流浪在加拿大的城市街头，依靠当地居民的施舍度日，当时加拿大政府既没资金也没专门的机构来应付这样的贫穷人口和疾病传染。
加拿大人为这批移民所遭遇的不人道待遇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帝国政府禁止把这些并不需要的过剩人口倾销到加拿大领土上来，可是抗议行动徒劳无益，根本没人理睬。当时的加拿大政府还没有争取到阻止境外移民流入的任何权力，尤其是来自宗主国英国的移民。
《玉米法案》的废止和爱尔兰农民的饥荒带给加拿大殖民地的唯一好处是缓解了劳动力紧张的局面。残垣断壁似的老殖民地制度现在需要完全摒弃阻碍殖民地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残余势力的时候了。
正是：重商政策遭颠覆，殖民经济遇挫折。农灾雪上又加霜，沿革旧制成出路。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蒙特利尔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之一：女性篇
玛格丽特.包热瓦（Marguerite Bourgeoys）
昨天有幸再次参观了位于蒙特利尔 Dublin 广场的加布雷尔农舍（Ferme St. Gabriel），亲身感受了当年法国殖民者在蒙特利尔的最初生活。加布雷尔农舍的历史与加拿大历史上著名的玛格丽特.包热瓦是分不开的。而玛格丽特就是北美最为重要的天主教教堂蒙特利尔圣母院教会（Congregation du Notre Dame，请参见本文第二十七回相关内容）的创始人，她在蒙特利尔开创学校、教会、帮助新定居者，被当时生活在新法兰西的人们亲切地称呼为“殖民地母亲”。
玛格丽特.包热瓦于1620年4月17日，在一个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出生在法国香槟省（Champagne），在总共12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父母则是地地道道的天主教徒，属于中等水平的家庭。玛格丽特十九岁时，母亲去世，她帮助父亲拉扯众多兄弟姐妹。二十岁时，玛格丽特突然感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召唤，从此投身于为上帝服务的事业中，在贫困地区从事慈善和教育儿童的工作。
就在担任神职期间，玛格丽特了解到加拿大的玛丽镇（即今天的蒙特利尔），再次感受到神要她到新世界传教的召唤。1642年，她认识了当时的蒙特利尔殖民地创建者和总督梅桑纽夫（de Maisonneuve）。梅桑纽夫也正在寻找能够到北美殖民地无偿向殖民地的法国人和印第安儿童提供教育的自愿者。当时，玛格丽特即可答应的这项神圣使命，坚定地说“去，这是神的召唤。”
1653年2月，玛格丽特离开法国的老家，于第二年11月16日辗转来到新世界的蒙特利尔。刚一到达，玛格丽特就开始为殖民地的宗教和教育发展注入了全部心血。实际上，玛格丽特.包热瓦应该和简.芒斯（Jeanne Mance）和主要创建者梅桑纽夫都被认为是蒙特利尔的奠基人。
玛格丽特恢复了被易诺魁人摧毁的皇家山十字架，建起了蒙特利尔圣母院教堂。1658年，玛格丽特利用总督给她提供的一张桌子上，开办起了她的第一所学校。正是玛格丽特认识到女人对于新法兰西的重要性，组织法国老家的女性也来到殖民地，扩大了殖民地的教育队伍。从1659年开始，玛格丽特逐渐接待“国王的女儿”（参见本文第二十八回），帮助她们在殖民地组建家庭。由于大批妇女的到来，玛格丽特构建起了殖民地的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网络，并逐渐延伸到整个新法兰西，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殖民地母亲”。
玛格丽特曾三次回到法国，寻求法国国王在教育和宗教上的支持。1671年，蒙特利尔圣母院教堂获得路易十四的特许状，1676年得到魁北克主教的法令许可。1700年时，已经有四十多位姐妹在玛格丽特创设的圣母院教堂工作。不幸的是，玛格丽特.包热瓦也于当年2月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