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登汉男爵和他的前任海德一样，在新近选举中为了赢得议会中温和派的支持，他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总理和党领的翻版。谁反对“总督的党”，谁就会站在加拿大统一的对立面，当然大家并不都是对他俯首帖耳，上加拿大的“家族盟约”、下加拿大的托雷党人、法裔加拿大改革派和一小撮鲍德温追随者等依然不卖他的帐。尽管如此，西登汉男爵还是在1841年夏不费吹灰之力把组建地方政府、公务工作程序和初级教育等事项制定成为法律条文。他坚信加拿大人需要的是从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他甚至信心满怀地认为，凭他个人的影响定会让所有的人都团结在统一和进步的事业上来，新的宪法也将会如出一辙顺利出台。西登汉男爵已经准备好了要凯旋返回伦敦的计划，不幸的是悲剧就在这时发生，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随后并发症发作，竟然于9月份与世长辞。
大多数加拿大人对于西登汉的去世表现出了忧伤之情。不管怎么说，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西登汉男爵让英属北美殖民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多年的争论和挫折，殖民地人民现在似乎已经看到一个美好的前景，他们骄傲地谈论着很快将要属于他们自己的繁荣发展。公平的法律、理性的制度和开明的领导已经给他们的责任政府一路绿灯。至少在西登汉临终之时他还是听到了这一切赞美的话语，但现实情况很快就证明，西登汉男爵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也过分忽视了英属北美人的政治抱负。
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未必都能称英雄。政改风波平又起，大浪淘沙现真容。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法裔政团成心病，两任总督命归西
却说大英帝国摇摇欲坠的墨尔本政府在西登汉男爵归西之前就在大选中败北，新任首相保守党人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与他的搭档殖民地办公室秘书长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y）派遣查尔斯.巴格特（Sir Charles Bagot）爵士出任加拿大总督。巴格特是职业外交家，曾于1817年代表英国与美国签署了《拉什-巴格特条约》，确立了美加边境在大湖区一带不设防原则，结束了美加敌对状态，奠定了美加两国关系的基石。
巴格特一来到加拿大就发现，西登汉男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这位已故总督在加拿大政坛上强行个人干预的成分起了很大作用，加拿大议会中的反对势力也是被一时糊弄过去了。巴格特看明白了，西登汉通过人事任免铁腕控制的那一套办法是自掘坟墓，所谓加拿大统一其实就是在巨大的裂缝上面糊上了一层纸而已，难道这位已故总督就不想想被剥夺了权利还要保持沉默的下加拿大人是什么样子。在巴格特看来，西登汉政权早就深深地埋下了祸根。
面对西登汉留下的这副烂摊子，目光犀利的巴格特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扭转局势的关键人物佛朗西斯.辛克斯（Francis Hincks）。出生于爱尔兰的辛克斯是一位改革派记者和金融家，他与鲍德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但亲自加入了西登汉的政府，而且通过在政府内部工作，悄无声息地把改革派倡导的责任政府理念付诸于实践。而鲍德温尽管深谙责任政府的运作原理，但也只是在1841年最后一期议会上提出了加拿大殖民地应该建立责任政府的解决方案而已，理论和实践对于过于温和的鲍德温来说有点脱节。
1839年和1840年期间，巴格特把鲍德温和他在下加拿大改革派中的反对派代表人物路易斯.拉方丹（Louis LaFontaine）柔和成联盟关系，虽然是为了稳定加拿大政局而不得已为之，却也为加拿大政坛出现清一色改革派政党铺平了道路。巴格特能够让拉方丹相信责任政府可以确保法裔加拿大人的生活方式，也能让鲍德温感到，下加拿大改革派在责任政府理念上是与鲍德温保持高度一致的。当1841年拉方丹大选失败后，鲍德温还给拉芳丹在上加拿大（1841年后普遍叫做“加西”）约克郡议会中找到了一个席位。如此这般，法裔和英裔改革派未来合作的基石就奠定下来了，巴格特愣是在杂乱无章的加拿大政坛上给自己拉起了一面统一的政党大旗，而这面旗帜是西登汉根本看不见或预见的。
1842年，巴格特还在为加拿大政治背景做调查之际，他准确地把握到一个事实，即威廉.亨利.德雷伯（William Henry Draper）领导的西登汉联合政府基本上得不到法裔加拿大人的支持，也根本无法与鲍德温和拉方丹的混合势力相抗衡。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扩大联合，把法裔加拿大人也包含进来。而这一点是西登汉男爵过分执泥于达拉莫报告中加强英国化的保留意见而有意忽略的。
巴格特精心设计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帝国殖民地办公室秘书长斯坦利勋爵的答复，斯坦利要求巴格特在吸纳法裔政党和有反叛嫌疑的领导人进入联合政府之前首先要尝试“一切其他方式”。看来如果形势允许，帝国政府还是想把法裔和激进分子排除在外的。
帝国政府的指令来的太迟了。没有法裔加拿大人的支持，巴格特政府就玩儿不转。为了争取到拉芳丹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巴格特已经被迫接受了拉方丹开出的条件。其实拉芳丹的条件也很简单，就是要把鲍德温也一并吸收进来。这两人现在是捆绑销售，巴格特想要得到下加拿大法裔反对派的支持，就必须一同接受上加拿大的反对派。巴格特自己觉得办了件了不起的事情，在英国人的统治下，第一次承认了法裔加拿大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定位，他的这一妥协办法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件“伟大举措”，就连殖民地办公室秘书长斯坦利也都私下里承认此举无法避免，可是大英帝国的皮尔政府还是对此心存顾虑。政府所顾虑的就是拉方丹本人，在过去的五年之内，此人领导的法裔反对派就曾因参与反叛事件而受到过指控，因此根不红苗不正，政治上靠不住。
巴格特坚持认为，加拿大的政治方向不是责任政府。巴格特也是一再声明过，他所做的改变不过是扩大了西登汉联合政府的范围而已。当然，查尔斯.巴格特爵士没有活着看到“伟大实践”的第二阶段，他被繁重的工作压得趴下了，和西登汉一样，巴格特于1843年春离开了人世。
其实巴格特早就身体不好了，帝国政府也已经为他选好了接班人。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Sir Charles Metcalfe）于3月抵达魁北克，正好赶上巴格特撒手人寰。梅特卡夫在印度和牙买加担任民政官时就享有极高的声誉，但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加拿大众议院大会（House of Assembly）这样的事情来。梅特卡夫和巴格特一样，想在统一的框架下真诚而公正地对待法裔加拿大人。梅特卡夫宣布，巴格特的“伟大举措”已经产生了“很多有益的效果”，同时谴责了达拉莫关于加强英国化的政策导向。
根据达拉莫报告中的建议，上加拿大的金士顿应当选为政府所在地。但梅特卡夫出于对法裔加拿大人的同情，恳请执事会考虑把首都迁到蒙特利尔，还采用并完善了巴格特关于赦免37叛乱者的建议。梅特卡夫成功弃用了英语成为《统一法案》唯一官方语言的规定，代之以“统一后的加拿大根据实际情况应当成为双语省份”。
在责任政府的问题上，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还是比较坚持原则的。他和斯坦利勋爵的意见不谋而合，两人的主张就是“不能比巴格特的方案走得更远”，也即政府的范围不能无休止地扩大。他坚信，鲍德温-拉方丹的联合是基于两人之间的友谊，而非是对责任政府运作原理上的认同。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如果法裔加拿大人的政治报复得以实现，这样的联合也将随之解体。因此，梅特卡夫对于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定位和蒙特利尔为首都的定位，实际是为了拉拢双语统一战线中以政治改革为主要目标的英裔改革派，把这一部分改革派从纯粹意义上为法裔文化为政治纲领的议会大多数席位中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