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美国独立以后，美国总统制对英国君主立宪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关于那个时代的英国宪制，英国人白哲特（Walter Bagehot）提出了一个精辟的概括：一为尊荣的（dignified）部分，一为效用的（efficient）的部分；前者产生权威，后者利用权威进行治理。英国宪制的奥秘和真谛正在于这二者完美而隐秘的结合与运用。此后，一代又一代的英国政治家领悟了这个奥秘和真谛，在这样两个层面上不断完善英国的宪制，一方面使国王所承担的尊荣的部分越来越神秘、遥远、尊贵，宪制在这个层面的意义在于满足和回应民众情感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效用的部分越来越直接、简洁、有效。二者的结合构成了真正的英国宪制 ── 在日常状态下，民主社会、市场经济、政党轮替，这些理性化、现代化的事务统治着民众的生活；但在非常状态之时，非理性的民众必须寻找感情上的依赖，这时就需要女王站出来，像旗帜一样召唤民众的认同和团结。前英国首相布莱尔（Blaire）在号召全军反恐的讲话中一语道破真谛：“人民需要的是女王，不是我。”
美国独立战争摧毁了大英帝国在北美大陆的宏伟蓝图，剩下的这部分帝国殖民地在老式政治和经济制度下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1837年上下加拿大叛乱再次向帝国在各殖民地的权威发起了挑战。到了1840年，老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终于解体了，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些殖民地维持“依附于帝国的关系”到底有没有价值，或者说，殖民地如果宣称自己完全独立的话是否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无论帝国任命的执事会还是地方当选的议会，殖民地当政者从来没有有过占山为王的私心杂念，也没有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狭隘思想，虽然南边的近邻美国已经为加拿大做出了非常好的示范。无论自由思潮也好，还是责任政府也罢，就算为祸不浅的反叛活动，殖民地这一方水土的父母官们所考虑的完全是如何让殖民地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陈旧的帝国殖民地政策注定要成为殖民地发展历史上的绊脚石。
那么，墨尔本勋爵的辉格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达拉莫勋爵提出的改革建议？1839年6月，殖民地办公室秘书长约翰.罗素勋爵声明了帝国政府计划就上下加拿大统一之事拟定一项法案，准备给两个殖民地相同数量的席位来强化英裔人口在新立法议会中的支配地位。当时下加拿大的人口显然多于上加拿大，达拉莫的建议加强了立法议会英裔化的发展局势。罗素还宣布各殖民地所倡导的责任政府是不能容许的，他解释的原因是，每个殖民地的总督通过殖民地办公室的秘书长向王室负责，至于殖民地组建内阁政府的事也是无法回答的，因为王室不能在拥有两套内阁班子的情况下维护帝国统一。主权不容分裂，殖民地不能同时既是殖民地又是主权国家。
究竟殖民地是否走向独立，除了达拉莫勋爵而外，帝国内部谁也看不到任何实际可行的其他办法。帝国政府仍然面临着既要满足殖民地的不平之声又要维护帝国权威的原则。到底谁能够挺身而出为了大家的利益趟殖民地政治危机这潭浑水？
尽管帝国政府的主事者桌上摆满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起主管北美殖民地的任务。1939年夏末，曼彻斯特（Manchester）首任工业议会议员、杰里米.边沁的门生查尔斯.普莱特.汤姆森（Charles Poulett Thomson）毛遂自荐愿意出任英属北美殖民地总督一职。
汤姆森家族是通过对俄贸易而新兴起来的商业家族，与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们关系密切。汤姆森这年才三十九岁，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个儿子，自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专攻家族生意。汤姆森是英议会下院商业领域无可争议的掌门人，虽然辩论能力一般，但他在商业事务方面不可匹敌的能力终究瑕不掩瑜。汤姆森其实代表的是十九世纪典型的新主流一代，他们手里的圣经就是公司账本。从他个人的特点来看，汤姆森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能力超群者往往高傲自大，因此在当时更有贵族气质的其他同事眼里，汤姆森虽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但绝不是受人爱戴之人。
作为英国财政大臣的有力争夺者，汤姆森满怀信心地答应要解决“加拿大问题”来赢得封侯赐爵。在前往加拿大之前，汤姆森多次拜见达拉莫勋爵，似乎对加拿大问题和达拉莫方案已经了然于胸。汤姆森于10月抵达魁北克，随身带有私下承诺的150万英镑帝国贷款，用以先期解决殖民地经济瓶颈的燃眉之急。这次汤姆森出马，手里还拿着一份形同尚方宝剑的急件，授权他可以在“公务所需的任何时候”撤换殖民地执事会成员。
本来这份急件是于1839年10月16日签发给南澳大利亚总督的，汤姆森也请求一份同样的签发令来有效控制加拿大的执事会。最后，汤姆森的这份授权令反而成了创立政党政府，解开殖民地非责任政府之结的尚方宝剑。但在汤姆森上任伊始的这段时间，他必须在责任政府问题上“把自己排除在取悦任何主张之外”，或者甚至不做“任何解释”。作为殖民地总督，汤姆森的任务是要维护“皇室的荣誉”，在任命执事会和当选议会之间“维护和谐”。但罗素并没有明确建议如何实现这样一种奇迹，只是告诉他“以我的理解，按照达拉莫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创建一个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殖民地政府”。
汤姆森在下加拿大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叛乱过后，宪制倡议已被搁浅，殖民地按照达拉莫确立的特殊理事会负责管理，不存在任何障碍。但在上加拿大，由于议会特立独行的处事方式，情况比较困难。殖民地合并问题在下加拿大迎刃而解，但在上加拿大必须要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汤姆森在下加拿大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于12月赶往多伦多，亲自会见上加拿大议会成员。汤姆森施展拳脚，使用多种政治技巧，通过个人吹捧、恳求效忠皇室、大摆私人酒宴、模棱两可地应付责任政府的倡议、暗示提供150万英镑的贷款，以及搞一些北美传统的密室政治活动等手段，总算出台了一项有利于加拿大统一的解决方案，即上加拿大拥有在立法议会的相同席位，而且把上加拿大沉重的公共债务全码到合并后的加拿大省头上。汤姆森还达成了为地方政府设立区域理事会的法令，通过在各教派之间均分收入解决了悬而未决的教会储备金问题。唯有在新近划拨的多伦多教区，“惊慌失措的主教”斯特罗恩发出了微弱而毫无效力的反对声音。汤姆森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向皇室政府索要给他的爵位。1840年夏，汤姆森终于收到了加封为西登汉男爵的口信。
这样的统一自然引起了大多数下加拿大人的不满，英国化的意图也太明显了，不但大省的代表人数减少了，而且还背上了上加拿大的债务包袱。然而，两次叛乱失败，被搁浅了的宪制倡议和对激进言论的打压，下加拿大唯一能够说话硬气的也只有蒙特利尔的商人势力了，而这些人早在1820年就提出要合并加拿大的。
不幸的是，当1841年2月宣布统一之前，西登汉男爵（汤姆森的新头衔）的新问题又出来了。他的上加拿大教区储备金法案从法律上讲是缺乏依据的，而且储备金的分配方案让所有的宗教团体都感到不满：英国国教要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储备金与别人分享而愤愤不平；长老会为自己得到太少的分头而怨声载道；唯意志论者（政教分离的倡导者）抱怨这样一来，国家资助的教堂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成倍增多。
这时，新斯科舍的副总督与议会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盛，殖民地总督不得不跑到海洋殖民地寻求妥协方案。1841年，统一后的加拿大第一届议会会议举行前夜，罗伯特.鲍德温由于强迫保守派退出政府的图谋没有得逞而不得不辞职。其实，鲍德温完全是被西登汉男爵给玩弄下去了。一开始，鲍德温被任命为西登汉的执事会成员，让鲍德温的感觉非常好，忘乎所以地把他追求的建立责任政府的主张和盘托出，结果被西登汉男爵嘲笑为愚笨和不合作，殊不知西登汉男爵正是利用鲍德温的天真，给保守势力施加了巨大压力，结果鲍德温和保守势力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