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下加拿大相比，上加拿大叛乱从一开始就缺乏组织性，连起码的武器装备都没有，注定是要短命夭折的。不过，此后的英国政府对反叛事件极为关心，特别是美国有那么多人还很支持加拿大的叛乱，就不得不引起英国政府的警觉。1837年邦德.海德被召回，代之而来的是乔治.阿瑟（George Arthur），并专门派遣达拉莫勋爵（Lord Durham）就那些改革派激进分子提出的诉求进行调查，并提出能够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法。达拉莫勋爵不辞辛苦，于半年之内完成了凝聚着心血的《达拉模报告》，在随后几年内指引着加拿大人终于取得了殖民地更大程度上的自治，以及把上下加拿大合并成为加拿大省。
只有少数反叛者被处以绞刑，或发配到其他地方，但大多数人还是免于追究责任。1845年大赦令发出，唯麦肯西不得赦免。直至1849年，麦肯西才得到政府的眷顾，允许他回到加拿大，自此继续从事其政治生涯。麦肯西反叛失败后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回来后也是幡然醒悟。在给其子的信中有言辞为证，“凡于此亲眼目睹者，诚以肺腑相告，若早九年于此而非祸乱之后，我本当最后一人为此事者！”
而政府对下加拿大抓获的反叛分子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参与下加拿大叛乱活动的总共有92名美国人和58名法裔加拿大人遭到逮捕，经过审讯证据确凿，于1838年或1839年初被发配到澳大利亚。这些人搭乘HMS水牛号客轮于1839年9月从魁北克出发，于1840年2月抵达范.叠曼（Van Dieman）的领地霍巴特（Hobart）港。美国人全部被赶下了客轮，而法裔囚犯继续向前航行直至抵达新南威尔斯（New South Wales）的悉尼，在今天康考德（Concord）郊区登陆，此地名称因此也叫加拿大湾（Canada Bay，或叫法国湾和流亡湾）。法裔囚犯的待遇要比美国人好一些，很快就获得自由，返回家园。92名美国人当中，14人死于押送过程中和服役期间。到1844年年底，凡在范.叠曼领地的囚犯得到豁免，到1848年时除了5名服役期未满之外所有流放的囚犯都得到豁免，这些人最后都返回了加拿大和美国。
上下两个加拿大的这两次反叛活动根本就没有给殖民地构成真正的威胁，特别是上加拿大的叛乱简直就是一出喜剧演出。这件事反馈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两个省的老百姓并不支持以暴力手段达到诉求的目的，很快就被扑灭的反叛活动仅限于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市里和周边地区。
反叛活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危险依然存在。逃往美国的下加拿大叛乱分子被美国捧为英国暴政的受迫害者。而麦肯西在多伦多惨败后逃到了美加边境尼亚加纳河上的一座海军岛（Navy Island）上，立刻迎来了致力于以民主和自由为名义解放上加拿大的美国同情者。这时，在边界那边的美国领土上，就有一个叫做“猎人小屋”（Hunter’s Lodges）的秘密组织十分活跃，积极宣传武装入侵英属加拿大的言论。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加边境地区始终处于被袭扰状态，但唯一的结果就是加重了加拿大人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最大的一次对抗行动发生在上加拿大的普雷斯科特（Prescott），当时政府军抓获了100多名美国“爱国者”，处决了爱国者组织的领导人尼尔斯.范.舒尔兹（Nils von Schoultz）。参与边境袭扰活动的加拿大人中也有两人被处决，大部分人被发配到范.叠曼岛（Van Dieman’s Island）。
所谓的“爱国者之战”也降下了帷幕，美国政府这才开始装模作样地对其公民展开了教育，要求美国公民在加拿大事务上要保持中立立场。就这样，加拿大的内忧外患在仅仅一年时间里彻底烟消云散，但如何处理殖民地不稳定因素和如何看待滋生反叛的土壤，终于摆在了大英帝国政府的议事桌上，自此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政权重心逐渐向殖民地人民倾斜。
正是：内忧反叛才剿除，南邻美国闻风动。防御自卫成范例，从此弱国不安宁。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新年第一帖）
第六十六回
达拉莫报告指明路，追随者郝伟任先锋
却说麦肯西在上加拿大举事之时，反叛事件的始作俑者上加拿大总督佛朗西斯.邦德.海德已被召回到英国，而且就在蒙特利尔大街上暴乱发生的同时，帝国首相墨尔本已经着手调查整个殖民地的问题。说实话，墨尔本本人私下里并不反对殖民地的独立，他更关心的是北美殖民地的乱局会在英国内部引起什么样的反响，而这样的反响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将会产生积极作用呢还是负面影响。
英国政府派往殖民地的调查专员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乔治.兰姆顿（John George Lambton），人称“激进杰克”者是也。兰姆顿家族祖籍兰姆顿城堡，通过开发附近的矿产而变得家产万贯。兰姆顿于1812年大选中当选达拉莫郡的议员，六年后跻身达拉莫帕拉丁达拉莫男爵。1830年老丈人格雷勋爵（Lord Grey）担任帝国首相期间，兰姆顿戳升为枢密院掌玺大臣，起草了1832年大英帝国的《1832年改革法案》，至1833年离任。同年，兰姆顿获得了达拉莫子爵和达拉莫伯爵（Lord Durham）荣誉。达拉莫伯爵曾于1835年出任驻俄罗斯大使，被授予“夫斯基勋章”（Knight of the Order of Alexander Nevsky）等一系列荣誉，1837年获得“霍顿巴斯大骑士十字勋章”（Knight Grand Cross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
这位达拉莫勋爵长相英俊，家境阔绰，富于情感。受任调查加拿大殖民地问题时，达拉莫勋爵已是帝国发言人和外交官，是公众认可的“激进保皇党人”，即辉格政府里面主张”在新的帝国框架内自建殖民地政府”。
达拉莫勋爵顶着前所未有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总督头衔来到加拿大，只在下加拿大逗留五个月，上加拿大才十一天，几乎没有去过海洋殖民地，但他完成的殖民地事务报告（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成为了英联邦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达拉莫勋爵到了加拿大后，选拔了一些殖民地管理高手作为他的智囊团成员，听取了上下加拿大两省各个派系的公众舆论，接受了大西洋诸省的事实汇报，包括有关反叛事件的恐怖描述。起初，达拉莫勋爵打算建议让所有的英属北美殖民地组建一个联邦，但他考虑问题非常清楚，在当时通讯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要在短时间内组建联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殖民地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下去，等于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于是，达拉莫勋爵提出上下加拿大立法议会首先合并，基于两省英裔占绝对多数的席位，保证英裔代表在合并后的立法议会占支配地位。由于立法议会中会有来自下加拿大的一些英裔议员，如此计划将会使英裔人士控制加拿大政局。
随后，达拉莫勋爵提出建议，强调了确立地方政府的重要性，把省议会从沉重的帝国政府管理费用中解救出来，他还提出了专门针对爱德华王子岛的司法改革及新的土地领有制度。达拉莫报告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建议殖民地政府同宗主国政府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殖民地政府根据帝国政府的委托管理殖民地内政。
达拉莫报告中唯一保守的地方是，帝国政府继续控制殖民地的制宪权、贸易和外交权，后两者要作为帝国统一考虑的范畴。除此而外，达拉莫报告还推荐了他的一位秘书吉本.韦克菲尔德（Gibbon Wakefield）的计划，即帝国政府控制所有殖民地公共土地的所有权作为建立自治性殖民地政府的条件。
按说，达拉莫报告中的建议在当时情况下是全面而富有创造性的，但有些事好像不太切合实际。比如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分开注定是行不通的，因为制宪权、贸易和外交权还掌握在帝国政府手里，各殖民地的利益与所有殖民地的共同发展捆绑在一起。另外，帝国政府控制公共土地也似乎毫无意义，因为几乎所有好点的土地早已经授让出去了。这份报告中最严重的漏算是达拉莫本人的想当然所致，他本来以为法裔人口是可以英国化的，况且八年了，英国政府一直对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还是比较宽容的，那么仅仅一项政治决策能否把法裔之瓜强扭过来还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