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西不管真的假的一股脑地在他的报纸《殖民宣言报》（The Colonial Advocate）上发布了一连串的抱怨之声，质疑殖民地和帝国保守派官员对殖民地施政的方针与手法；反对征收新税、新的土地政策；反对圣公会和家族盟约（Family Compact）所拥有的特权；并要求政府拨款和给予新闻自由。他们主张所有公民都能行使投票权，而非由少数人独占。麦肯西的主要支持者大多来自最近定居下来的小农场主，正是这些刚刚移民过来的人把英国当时风靡一时的改革思潮带入了加拿大。在上加拿大的大多数人眼里，麦肯西和他的激进怀疑论调就是被美国洗脑的产物，是跟美国更加先进的政治现状比较而发出的不满言论。
家族盟约势力一时气不过，竟然捣毁了麦肯西的印刷车间，把麦肯西的报纸生意搞得几乎破产。在同“家族盟约”后人进行的损失赔偿诉讼案中，麦肯西胜诉，终于摆脱困境。两年以后，由于殖民地人民普遍对家族盟约的家长式管理大为不满，改革派在大选中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改革派迫不及待地任命美国出生的温和派改革家马歇尔.斯普林.比德维尔（Marshall Spring Bidwell）占据众议院议长这一深具影响的岗位。
在改革事业中，年轻的罗伯特.鲍德温几乎和激进的麦肯西或者温和的比德维尔同样引人关注。相对于几位“家族盟约”成员，鲍德温头脑敏锐，但他缺少的是逢场作秀的演说才能和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而这两点正是改革派政客必不可少的素质。鲍德温早在1828年就提出了改革运动的基本原则：即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必须要从控制了议会大多数席位的政党里抽选出来。
鲍德温的这种提法无异于组建一个内阁政府。然而二十年过去了，鲍德温的“伟大理论”被殖民地官员拒之门外，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那样的话就等于把主权下放给了殖民地。
1830年的大选终于成为了上加拿大政治发展历史上的转折点。这次大选中，循序渐进式的罗伯特.鲍德温竟然败北，嘴皮子功夫了得的麦肯西似乎要成为改革运动的领导人了。
很多年来，麦肯西认为自己和那位编辑卫理公会周刊《基督教卫报》（Christian Guardian）的伊格顿.瑞尔森是同盟关系。《基督教卫报》是当时很多报纸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媒体。瑞尔森曾经在教会不公正问题上大声疾呼，替卫理公会（Methodist）、浸信会（Baptist）、一些长老会（Presbyterian）甚至和一些英国国教会(Anglican)说话。但后来回了一趟伦敦，他发现麦肯西在英国议会的朋友，特别是激进的约瑟夫.胡姆（Joseph Hume）居然是个毫无原则没有宗教信仰之人。
瑞尔森把他看到的情况于1833年公诸于众之后，一下子好多温和改革派与麦肯西划清了界限，特别是把只倡导宗教平等的卫理公会给分离出来了。
这边改革派热火朝天，那边的殖民地总督却我自岿然不动。总督们一般都是保守派人士，差不多都经历过滑铁卢战役的考验，在制定政策时特立独行，不太受当地寡头们的影响。
这时，伦敦的殖民地办公室接待了一波来自殖民地改革派的上丨访丨代表，把改革派的锋芒一下子消去大半。原来，殖民地改革派的感觉太好了，想绕过总督和参事会，直接以个人身份来到英国政府的殖民地办公室，就殖民地政治改革来了一次大摊牌。如果说改革派代表被接待了的话，只能说是一次冷遇，人家根本不理政改这档子事。遭到冷遇的结果也不错，改革派终于开窍了，他们明白改革的关键不能指望走上层路线，而在于是否控制住人们口袋里的钱包。
1831年，上加拿大议会虽然没敢向殖民地的主权收入和土地租金伸手，但开始参与控制关税收入。作为交换条件，议会同意了殖民地支付永久性皇室费（Civil List，即公职人员的工薪计划表），保证殖民地政府从自己的收入中支付由政府任命的公职人员的薪水，但不得控制其执行公务。麦肯西气得头脑发昏，言辞激烈地批评这项权钱交易，结果被四次逐出议会，当然这家伙也是屡次又能当选。
1834年，麦肯西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改革派赢得了大选，在随后的议会任期内，在麦肯西主持下的“第七牢骚委员会”几乎把所有能想象得到的抱怨全部倾泻而出，指出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选举产生一个立法议会来替代经过任命的立法议会。
正是：政治斗争本黑暗，寡头几度夕阳红。要知加拿大政体如何造化，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保皇势力刚柔并举，下加拿大法裔反叛
却说激进改革派代表人物威廉姆.莱昂.麦肯西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议会议长一职，他提出那么多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立法议会必须经过选举产生。正当麦肯西准备实施选举之时，上加拿大迎来了一位新的副总督佛朗西斯.邦德.海德（Francis Bond Head），新任副总督还带来了一项任务，就是要给麦肯西举办一次听证会，就他提出的选举产生立法议会进行大辩论。
海德副总督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不过象驾车的马一样没有什么党派之分，可是当他发现这些个改革派人物提倡的政改就是要割断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纽带关系时，他还是为这一发现感到很满足，“小样的，终于抓住小辫子了”。因为海德从骨子里就是一个保皇派，见不得殖民地政治就这样逐渐脱离英国的控制。这位总督虽然任命了鲍德温和另外两位温和派人士成为执委会成员，但随后就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同这些人吵翻了天，最后不得不于1836年夏天举行大选。用海德的话来说，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上加拿大是否脱离英国将取决于这次大选。他个人请求选民要支持正确的事业，即皇家事业。
大选结果是总督大人（实际上行使着总督总理权力）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而对于激进改革派来说，在政治改革氛围如此浓厚的当口，改革派居然惨败，这可是一次可耻的失败。麦肯西立刻开始筹划采取激烈的对抗措施，发誓要结束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要为他和改革派所遭受的创伤寻找一剂见效极快的治愈良药。
由于在大选中以麦肯西领导的改革派惨败，斗争阴云密布上加拿大。而在下加拿大，改革风潮却因语言问题变得比较复杂，但其发展进程几乎与上加拿大的改革运动并驾齐驱。1822年，就有蒙特利尔商人势力试图把两个加拿大在政治上合并为一，这件事的结果虽然无疾而终，可是下加拿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因为这把火给点燃了。
两个加拿大省在政治上合二为一将会让下加拿大担负上加拿大的债务，公众舆论普遍反对下加拿大抗上这样一个大包袱，如此以来就把魁北克颇具影响的《大公报》主编约翰.内尔森（John Neilson）和法裔加拿大民族主义者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Louis-Joseph Papineau）推到了同一个政改战壕。和鲍德温及其在上加拿大的朋友一样，内尔森主张按照英国政治经验来进行改革，而帕皮诺则和麦肯西一样，完全是激进的改革派，而且对自己的政治见解更加固执。帕皮诺早于1809年就是议会成员，他领导议会同仁始终不遗余力地攻击执委会的政策和执委会成员的个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