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政府的理念最初是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忠于皇室向往英国模式的一些人传播到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这些人一方面不满于宗主国经久不衰的君主专政，一方面还想保持殖民地在大英帝国范围内的安全和自由。其中就有一些钟情于美国模式的激进派人物如威廉.莱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和路易斯.约瑟夫.帕匹诺（Louis Joseph Papineau）之流，也有甚至比达拉莫勋爵还更加深刻理解责任政府意义的约瑟夫.郝伟和罗伯特.鲍德温（Robert Baldwin），后二人甚至认为，组建政党才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关键。
当1848年新斯科舍省的郝伟、加拿大省的鲍德温和拉方丹组建了强大的温和派改革党，并赢得选举的多数席位，擅自组建责任政府之后，大英帝国的执政自由党随之也接受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的选择，并分别于1851年、1854年和1855年承认了爱德华王子岛、新布伦瑞克和纽芬兰的责任政府。
一开始，英属北美殖民地内部都各怀鬼胎，甚至连同时期的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也都因各自目的施加了不同的影响。在新斯科舍发起的改革运动实际就是英国保守势力与宪制改革斗争的翻版，只是由殖民地儿子辈领导罢了。而在下加拿大，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混杂着“种群”因素，什么语言啦宗教啦，一直是下加拿大政坛上扯不清的问题，同时期欧洲时髦起来的浪漫国际主义也掺杂其中，真可谓“理不清剪还乱”。上加拿大的政治氛围比较麻烦点，改革的发起人居然是截然相反的罗伯特•哥利（Robert Gourlay）与威廉•莱昂•麦肯西（William Lyon Mackenzie）两位苏格兰激进分子和本地出生的罗伯特.鲍德温（Robert Baldwin）。虽然上加拿大不存在语言问题的困扰，但改革的进程远比其他殖民地的复杂。由于受英国和美国的影响至深，斗争阵营也是鱼龙混杂。
这些殖民地的基本问题和美国独立之前的状况别无二致：真正的殖民地人民的心声，得不到英国政府任命的执事官重视。于是殖民地人民怨气冲天，偏心的土地授权制度，无法参与的政治岗位，迟滞的道路和学校建设等成为了殖民地政治问题的热门话题。每个殖民地也各自都有特殊情况：法裔加拿大人担心会被淹没在英国移民的汪洋大海里；法裔加拿大人缺少行业就业机会；英国教堂在教育、结婚和葬礼仪式等领域的优先地位；英国教会独吞教会储备金；以及1835年之后捐赠给44名新教教区长的住宅合法化，却没有给其他教派任何类似补偿等一肚子苦水。
从宪政上来讲，殖民地都有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即全体或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而不是责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即内阁政府是由议会多数席位组成的党派组成）。由于没有实行内阁政府体制，貌似内阁的政府执事会就无法在议会中争取席位，所制定的殖民地政策就无法向殖民地人民交代清楚，当然也得不到殖民地人民的支持。因此，在宪制体系中，这两大要素（皇家任命的执行官和大众选举出来的议会）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也难怪，即使在英国宪制历史上，内阁责任制的理念也才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实践，大英帝国的内阁政府是否真的体现了内阁责任，也还要打个问号。这一新生事物嫁接到北美殖民地以后，就更难保证责任政府在理论上和具体操作上的一致性。
英属北美殖民地是由寡头政治（不仅是在政府事务中服从少数人统治的政治，而且在任何团体，诸如一所教堂、工会、学校，或者任何其他机关中，系由少数人管治者，均可称为寡头政治）统治的。比如在上加拿大，所谓的“家族盟约”（Family Compact）就不是一个党派，而是由首府的知名保守党人与志同道合的当地贤达组成的松散联盟。在下加拿大，同样的寡头政治就是官僚党（Chateau Clique，也称英国党、保守党或托雷党），只是那里的情景因为英国人的比例太小而弄得比较复杂而已。
殖民地内部由此类组织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与其说是政治组织还不如说是政治观点一致。寡头政治的成员无一例外地都是很有能力的人和为社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当时还几乎没有专门接受教育或培训而成的科班领导），这些人一般都是英国政府在加拿大所属机构的强力支持者（包括给予英国教堂以优先地位）。
约翰.斯特罗恩（John Strachan）是一名苏格兰学校教师，英国国教牧师，后来成为多伦多的主教。他为年轻一代的保守党人树立了榜样，也把他的标志成就永久地刻印在上加拿大的教育、政治和宗教生活中。作为一位英国国教教义、英国宪政和贵族社会的笃信者，斯特罗恩走到了当时上加拿大政治舞台的前面，他给人的印象是自信和永不放弃的人生态度。斯特罗恩于1813年结束了在美国短暂职业生涯，回到约克镇参与到处于变革中的政治事务里。他相继成为立法会议员和执事会成员，并于1826年担任由他自己创办的国王大学校长。斯特罗恩没有什么光辉形象，也不怎么抢镜头，而是埋头在幕后管理一切，指导政治走向。斯特罗恩知道如今的加拿大到底需要什么政治土壤，完全集中精力实现自己认为符合加拿大最佳利益的政策。不过，斯特罗恩毕竟出身教会，面对新生政治观念的挑战时，他也随时准备好了为他自己的教堂和“盟约”实行的“正确”政治理念辩护，特别是在那些他认为经过美国及其民主洗脑的人面前总要维护他的正统地位。
与老一代加拿大人不加鉴别地接受激进宣传不同，上加拿大殖民地的寡头政治实际上组成的是一个不错的政府。那时的政府里，很少有人有滥用权力的行为。如果说通过大众选举产生的政府不外乎执行一下多数人的意愿的话，这样的寡头政府已经足够好了。为殖民地派来的总督来来往往更换频繁，但实际统治着殖民地的当地寡头们都是终生在位。
这个时候，即使对于政府有激烈的反对声音，比如改变政府政策或人员变动等，过于激进的要求通常不会得逞，因为激进分子在政治上还略显不成熟，所要求的政改内容不是含混不清，就是过分强调与大政方针毫无关联的琐碎小事显得毫无意义。组成新斯科舍省执法和立法会的哈利法克斯成员老早就找到了应付政见不同者的一条好办法，即诱之以政府职位和社会地位让那些满腹牢骚之人保持沉默。在爱德华王子岛，虽然选举成立的议会赶走了不太受欢迎的副总督 C. D.斯密思（Smith），但这个殖民地的根本政治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那里仍然是“太多的权力集中到太少的人手里”。
各省早期的政治运动既缺乏连贯性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即使有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大声疾呼改革新政，甚至时不时发生一些骚乱和冲突，但只要人们还是以十八世纪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有组织的反对政府行为总是与反叛者挂钩。当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政党，没有了政党的强力平台，当地寡头统治者们就会用各种方法轻易搞定那些不同的声音。
至于各个时期人们向寡头统治者们提出的个人批评意见，由于不能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自然无法影响到政治体制的改变。在上加拿大省，反复无常的苏格兰人罗伯特.哥利一度威胁要召集抗议集会来制造麻烦，但他本人很快就被政府通过合法的技术手段轻而易举地驱逐了。同样地，约克镇报纸出版商罗伯特.科林斯（Robert Collins）总是喋喋不休地批评政府，结果被政府投进了监狱而三缄其口。年轻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伊格顿.瑞尔森（Egerton Ryerson，又名怀雅逊，此人在多伦多教育界是很有名气的）曾经攻击过英国国教教堂把持殖民地人民的婚礼和教区储备金问题上的垄断地位，但还是没有形成其后，反而暴跳如雷的苏格兰移民威廉.莱昂.麦肯西因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过高而成为反对派的真正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