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大英帝国内部出现了一些思想改革家，为这种变革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就是这种思潮的带头人，他和他的学生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以及众多学生提出了功利主义理论（Utilitarianizm），反对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认为纯自然的法则简直是“踩着高跷说胡话”。边沁在实践上是激进的社会改革者，他反对君主制，提倡普选制度。他对被压迫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心，支持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实践，还为农民创办了“节俭银行”。边沁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发明了“圆形监狱”。
边沁的立场包括倡议个人和经济自由、政教分离、表达自由、妇女的平等权利、结束奴隶制、摒弃体罚（包括针对孩子的体罚）、离婚自由、贸易自由和高利贷自由，以及同性恋行为的合法化等。他在有生之年所做的杰出成就就是对死刑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由于边沁的大力倡导，这种最高级别的传统惩罚手段在欧洲面临被废止的可能。
边沁们认为旧有模式下的殖民地对于英国纳税人来说是一种负担，毫无指望有所回报。这些个殖民地还是战争的祸根，北美殖民地就是明显的例证。边沁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政府现行政策的批评得到了唯利是图的制造业主和商人阶层的拥戴。
后拿破仑时代，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的浪潮瞬即越过英吉利海峡，在英国境内产生不小的冲击，激进派随之闻风响应，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到了十九世纪，随着工商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各种现代性的症候—贫穷、失业、罢工、都市化、人际关系疏远等现象如影随从，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持续不断的抗争、示威运动，恰似暴风雨过后的洪流，不停的拍打着英国古老的政治堡垒，英国的政治也到了不得不改弦更张的关键时刻，1832年的《大改革法》(the Great Reform Act)实际上为自由化思潮的接纳普及和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完成铺平了道路。
而北美殖民地这边，在寡头政治的统治下，仍然为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斤斤计较。殖民地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一贯作风与大英帝国内部的新潮政治运动比起来，显然已经远远落伍了。这时，殖民地从更加自由化的英国收到了一份双重礼物：一方面宗主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宽容了，或者说对于英属殖民地逐渐变得无动于衷了，另一方面头脑里满是新潮政治的活跃分子们为主的移民浪潮到来了。后者的到来完全扰乱了殖民地人民战后刚刚愈合的心，他们好不容易从战争废墟中爬出来恢复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现在却被这些思想新潮的家伙搅得鸡犬不宁。
由于大批移民在这期间来到英属北美殖民地，殖民地人口得到了空前增长。退伍军人要么单独分散定居于殖民地，要么整营整营地安顿下来。战后由于英国失业率大增，工业革命把人们的生活节奏陡然加快，成千上万的英国人都愿意来北美殖民地碰碰运气。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上加拿大成为了这些新潮移民的主要落脚地，其人口从1814年的95000人猛增到1824年的150000人，而其他英属北美殖民地也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满意的进步。
正是：工业革命酿巨变，落伍北美迎新客。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恩剑情仇三百年，弱肉强食欧亚缘
话分两头，欧洲人起初都是为了寻找古东方文明才在北美上演了三百多年的恩剑情仇，现在北美大陆上群雄俱灭，靠着老江湖大英帝国的关照，仅剩下加拿大和美国这兄弟俩。自从十九世纪开始到1815年，新一轮争霸战刚刚打完，一切迹象表明这哥俩终于踏实下来了，北美霸主的地位看来无法仅靠三脚猫的功夫就归于己有，加拿大虽然还在大英帝国的翅膀底下好乘凉，美国的翅膀也硬不到那里去，看来谁也吃不掉谁，于是摒弃前嫌，各自修炼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内功去了，似乎先辈们寻找古东方文明的祖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不然，自从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儿子辈的殖民地虽然为北美霸主地位争得你死我活，直至最后拼剩老江湖大英帝国的两个晚辈独占鳌头，但欧洲的江湖前辈们却没有忘记祖上遗留下来的任务，他们继续踏上了寻找东方文明的征途。
如果古东方文明一般是指古印度和古代中国文明的话（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与欧洲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而千丝万缕，因此不在此文叙述），印度（今天巴基斯坦一带）早在公元前就已经成为亚历山大帝的一部分，而当时代表欧洲的罗马帝国则于公元后100年至166年才开始与中国有了关联。
早期的亚欧接触是通过陆上通道完成的，古代印度不是被马其顿帝国占领就是被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所有，反正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铁骑一来，印度就只有乖乖地给人家当媳妇的份了。
而早期中国与欧洲的联系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比如公元97年，汉代班超派遣甘英经过塔里木盆地，出使帕提亚王国，一直到达波斯湾。甘英本来打算要乘船驶向罗马帝国（当时汉代史书上称“大秦”）的，但被波斯人忽悠了一把，说此去旅途危险，恐怕得用两年才能到达。甘英的欧洲之旅未能成行，但带回了许多相关大秦的一些详细资料，《后汉书》中提及的大秦王国恐怕就是通过甘英带来的资料书就而成。
公元500年到1000年期间（中世纪），就有犹太商人不仅在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贸易领域占据主流地位，而且还远至中国唐代，当然这不能算在欧洲人头上。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用战争交流的方式把欧亚大陆来了个一锅端，曾有意大利天主教方济会传教士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年－1252年）于1246年奉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抵达蒙古帝国上都哈拉和林，晋见蒙古大汗贵由（窝阔台之子），但是未能说服贵由皈依天主教，于次年返回，著有《鞑靼蒙古史》一书。
约1254年，佛兰德人威廉.鲁不鲁乞（William of Lubruch）通过中亚等国到达过当时的中国南宋和蒙古。1264年至1295年期间，十三世纪典型威尼斯丝路商人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与叔叔，也就是尼可洛．波罗（Niccolo Polo）和马菲欧．波罗（Maffeo Polo）兄弟到达过蒙古元世祖（忽必烈）的都城大都（今北京），书就了一本丰富多彩的游记，把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之情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约1328年至1329年，又有方济会修士奥多里克.玻代诺内（Odoric of Pordenone）经过印度和马来半岛前来中国，在大都逗留了三年时间，最后通过中亚诸国回到意大利。
到十六世纪初期大航海时代来临，当印度已经被欧洲海盗频繁光顾千百蹂躏之后，欧洲人开始了对中国的侵扰。1513年，葡萄牙人欧维士（Jorge Alvares）率领的船队于1513年在零丁岛附近下锭。天朝的明代正德九年至十一年（即公元1514至1517年）间，葡国船只多艘在安德地（Andrade）率领下，几次来到广东。1556年－多明我会葡萄牙传教士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 1520-1570）抵达中国广州。1570年他的《中国志》（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在欧洲出版。大约在公元1598年，荷兰人林斯柯顿（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出版了他的《葡萄牙人远东航海志》，一度翻译成英文和德文，揭开了葡萄牙人苦心修炼的亚洲贸易武功秘籍，打破了葡萄牙人亚洲海上贸易的垄断地位。
直至 1582年明神宗万历十年，葡萄牙同中国订立澳门借地条约，条约规定澳门葡人每年向香山县缴纳地租五百两白银。1644年满族入关建立清朝，继续执行明朝在澳门订立的法律和制度。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朝在澳门关前街设立海关，成为当时中国四大海关之一（其它三大海关是云台山、宁波及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