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这些效忠派也是大英帝国的嫡系子民，南方十三个殖民说独立就独立，发生的独立战争也是美国人主动攻击英国政府军，还想把英国殖民地一盘端，万一只要拿下魁北克殖民地，那么北美这块大陆就都变成美国的领土。好在英国人对如此贪婪的逆子并没有迁就到底，好不容易搞到了一些外国帮手，对付美国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还绰绰有余。当然，英国人在赶跑了美军对魁北克殖民地的占领之后也就默认了这个不孝之子另立门户的忤逆行径，何况那些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魁北克殖民地投入母亲怀抱的效忠派人士那就更加涕零不已，不容易呀，孩子！回来就好。说实话，这些效忠派在英国政府心里的地位无论如何也比被占领区法国人要高出不知多少。
效忠派人对《魁北克法案》一通抱怨，英国政府就赶紧于1791年通过了一项补充法案，即众所周知的《宪法法案》（Constitutional Act），规定把魁北克殖民地这个单一经济体在政治上一分为二，即上加拿大（Upper Canada）和下加拿大（Lower Canada）。这样，法国人和英国人就可以在各自的殖民地单独享有自己的政治地位。《宪法法案》还同意上下加拿大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当选议会（Elected Assemblies），从而颠覆了1774年的决定。另外，《宪法法案》还鼓励效忠派人同魁北克的一位国教主教一起创建英国国教（Anglicanism）作为殖民地宗教。现存王室领土的八分之一将奖励给新教神职人员及英国教堂。一开始，这一规定只适用于英国教堂，后来慢慢也包含了其他英国化教堂。
英国政府准许下加拿大殖民地也可以组成议会，对法裔加拿大人来说应该是恩宠有加。这次额外的宠幸对于形成下加拿大殖民地的未来政治特色迈出了一大步。一旦拥有了投票权，又有资格进入议会（1829年之前罗马天主教徒没有资格进入议会的），法裔加拿大人很快就学会了怎样把议会制度带来的好处和自身的利益挂钩，把他们的政治觉悟发挥得淋漓尽致，过去那种矮人一等的阴霾荡然无存，完全和占领者英国人平起平坐，真是拨去乌云见到了太阳，得到点阳光就灿烂。从一开始，法国人就控制了农村选区，他们的代表几乎均匀分布在律师和农民群体中，很快就占据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为数不多的少数席位则属于蒙特利尔商人阶层的英裔代表。
然而，议会中真正的权力分配并非表面现象那样可以用席位的多少来衡量，肯定是要有制衡的。英裔“党派”里一般都是社会工作者和经济领域的精英，显然与英国总督、占绝大多数的英裔司法执法人员以及民政管理人员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自然好处不会太少。
下加拿大政治派别的渭泾分明虽然有英法两种语言上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经济利益在作祟。英裔商人和他们的代表铁了心要发展殖民地的经济，特别是发展公共项目如修建运河铺设道路等。商人们盘算的是为蒙特利尔的商品打开上加拿大这个内陆市场。自然，商人们更愿意支持收取土地税来填补这些公共项目花费的提议。而占大多数席位的法裔代表则支持农民关于提高关税的呼吁，可想而知，提高关税意味着对商人利益的侵害。
1805年，议会的多数党（叫做“民众党”）推翻了用征收土地税来替代提高关税的议案，监禁了魁北克《信使报》（Mercury）的编辑。
原来《信使报》是英国人的喉舌，代表了英国商人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自1805年开始发行以来，该报深陷保守人士的影响，主张同化法裔加拿大人，寻求殖民地“去法国化”。该报发行人认为法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和议会多数党的存在对于盎格鲁加拿大人的商业利益是一种威胁，经常发表文章批评议会多数党的所作所为。与之相对应的是1806年发行的《加拿大人报》（le Canadien），代表民众党的声音，教导法裔加拿大人如何利用政治权利。《加拿大人报》的创立者和赞助人叫皮埃尔.贝塔尔（Pierre Betard），也是议会民众党的党领。
其实，贝塔尔非常称羡英国宪制。1809年，贝塔尔提议殖民地宪法的运作取决于1791年国王对成立自治政府批文中暗含的部长负责制。这个观点已经非常接近于对责任政府理念的诠释。
（上接第四十九回）
其实，贝塔尔非常称羡英国宪制。1809年，贝塔尔提议殖民地宪法的运作取决于1791年国王对成立自治政府批文中暗含的部长负责制。这个观点已经非常接近于对责任政府理念的诠释。
这时候，下加拿大政府还没有总督，总督助理兼代理行政官罗伯特.米怜（Robert Milne）在这场政治漩涡里恰如其分地保持着中立态度。可是1807年，下加拿大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反法总督詹姆斯.克莱格（James Craig）。克莱格本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战争期间，克莱格学会了针对法裔加拿大人是否忠于英国王室的怀疑论，从此不再信任法国人，成为极端仇视法裔加拿大人的先锋斗士。克莱格的政务总长李兰德（H. W. Ryland）也对法裔加拿大人及其宗教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
下加拿大终于陷入了宪政危机。如果说上面提到的这些个人偏见和政治派系斗争还不足以激发这场宪政危机的话，那么当时急转直下的国际形势则使得下加拿大的宪政雪上加霜。
这个时期，英国正处在拿破仑的严厉攻势之下，现在又面临着与美国开战的可能性。克莱格害怕法裔加拿大人关键时刻背叛王室下黑手，明显以己之私偏袒英裔党，借口《加拿大人报》攻击法官占有立法机关席位的文章，把该报老板的所有政府职位一应革除。1810年，支持并印刷《加拿大人报》的负责人也因为向克莱格写了一封忤逆信而投入监狱。
法裔加拿大人“民众党”的极端分子哪里能咽下由法官控制金融大权和盘踞政治岗位这口窝囊气，当克莱格同年举行大选的时候，选票明显不利于克莱格，极端分子甚至宣布要起义。克莱格着实吓了一跳，不过起义并没有发生。克莱格的铁腕政策对于法裔加拿大人来说无异于“白色恐怖”，可是指望“民众党”极端分子屈服也等于缘木求鱼。1811年终于来了一位“友好”的新任总督乔治.普雷沃斯特爵士（Sir George Prevost），下加拿大绷紧的政治神经总算松弛下来。
与下加拿大麻烦不断的情形相比，上加拿大殖民地的初期发展阶段却显得风平浪静。同样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上加拿大的第一位总督助理约翰.格拉芙.西米柯（John Graves Simcoe）则更了解北美形势。虽然名义上隶属于魁北克总督，但在实际的政策制定上，西米柯总是与帝国政府的殖民地办公室直接沟通。西米柯的梦想就是要在荒野之地建立一个兼有“老世界”社会阶层的浓缩型英格兰。为了增加上加拿大的人口，西米柯想到了一个挖美利坚合众国墙角的办法，他在美国广发告示，答应一旦移民上加拿大，都会得到免费的土地。西米柯依仗英国国教、优越的英国体制信念，想把美国人转化成为忠于英国王室的子民。正像西米柯告诉第一个立法机关的那样，上加拿大政府正是英国体制的“拷贝和脚本”。西米柯坚信英国国教学校能教育出优等阶层，他的教育计划将保证上加拿大的下一代人对于来自邻邦美国民主思潮的浸染具有免疫力。
然而不幸的是，在人口如此稀薄、处于边缘地带和平等主义泛滥的上加拿大社会，西米柯的贵族化宏伟蓝图注定是要落空的。不过，西米柯在构建司法、组成地方政府和促进道路及定居地建设方面的管理工作还是最值得肯定的。正像西米柯预期的那样，美国定居者蜂拥而来。可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英国国教教员，殖民地的宗教生活落在了美国卫理公会派（Methodist）牧师手里，让鄙视美国这些杂七杂八教派的西米柯感到十分郁闷。
效忠派之后有“后效忠派”（Late Loyalists），不过“后效忠派”的忠诚度有时值得怀疑，甚至到了后期，当美国定居者的人数较之于效忠派的人数大增以后，效忠问题一度成为更加头疼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