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队长詹姆斯.戴利埃尔（James Dalyell）带着260名英军加强连赶到底特律堡，准备对旁蒂克的军营发起突袭，不料旁蒂克早有准备，400多名印第安战士等个正着，很快击退了英军援兵，而城堡攻守仍处于胶着状态。
然而，印第安人打仗是没有耐心的，英军也不断宣传自己的民族政策，给予印第安人很多空头支票的允诺。随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旁蒂克的印第安战士开始气馁了。几支印第安人队伍放弃包围，有些印第安人还在撤离前与守军握手言和。
1763年7月31日，当最后得知伊利诺斯的法国人无法前来增援后，旁蒂克也率众撤离，拉着队伍来到了茂米河（Maumee River）一带，继续领导印第安人进攻英国驻地。
在旁蒂克的带领下，印第安人各部落迅速向俄亥俄地区英国城堡和北美盎格鲁人（法国人除外）的定居地发起攻击。
后来，有位肖尼部落的首领，名叫沙罗特.卡斯恺（Charlot Kaske），成为了印第安人当中的抗英英雄，势头和影响均超过旁蒂克。卡斯恺甚至远行至新奥尔良，前去寻求法国人的支持。
1765年，英国政府决定，只能用外交手段来占领伊利诺斯，于是，英国人想到了旁蒂克。因为印第安人虽然英勇，但攻城拔寨不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一旦打不下来，印第安人就会变得气馁而毫无章法，加上英国人也采取怀柔政策瓦解印第安部落之间的联盟，随后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与印第安人达成休战协议。英国人在俄亥俄就是通过这种刚柔并济的办法与印第安人达成谅解，在很大程度上消弱了旁蒂克起义在印第安人当中掀起的反英热潮。
此时，旁蒂克的斗争高丨潮丨已过。英国人乔治.克罗甘（George Croghan）来到伊利诺斯，设法找到旁蒂克，并与旁蒂克进行了协商。卡斯恺主张烧死克罗甘，而旁蒂克则想采用更为妥当的办法解决问题。于是旁蒂克同意前往纽约一遭。最后，终于在1766年7月25日在安大略堡同威廉.约翰逊（William Johnson）达成了最后协议，旁蒂克起义在印第安人当中形成的抗英浪潮逐渐平息。旁蒂克的协议不能说完全是投降协议，没有割让土地，没有遣返战俘，也没有扣留任何人质。只有卡斯恺不愿接受英国人对伊利诺斯的主权要求，伙同一些法国人和印第安难民穿过密西西比河而去。
至于旁蒂克除了谋划围攻底特律堡之外，他对印第安人普遍起来抗击英国人的行动到底有多大影响，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版本。比较老的版本认为，旁蒂克是一个凶残之人，为人阴险狡猾。今天的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旁蒂克在底特律的行动就是印第安人大规模起义反抗英国统治的导火索，正是旁蒂克派出了密使，敦促其他印第安部落加入反抗英国人的斗争中来。但是，旁蒂克并没有全面指挥过这些起义活动。比如领导围攻皮特堡和尼亚加纳堡的印第安首领就不受旁蒂克的节制。按照历史学家约翰.苏哥登（John Sugden）的说法，旁蒂克“既不是反抗斗争的发起人，也不是谋略家，但是旁蒂克勇敢的行动、早期的成功、他的雄心和决心就像熊熊烈火在印第安人中燃烧起来，在印第安人心目中树立了一面旗帜，成为公认的领导人，但并不是任何印第安首领都欣赏他。”
这里需要着重强调一下，世界战争史上首次使用生物武器的战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七年战争之后，英国人与北美印第安人敌对局势越来越紧迫，1763年旁蒂克率众起义。为了对付土著印第安人，亨利.鲍奎特（Henry Bouquet）上校向指挥官阿美士德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英军向印第安人投放感染了天花病毒的毛毯。阿美士德批准了这项计划，并强调自己的愿望，要“不惜一切代价对付印第安人，并最终消灭他们”。实际上，驻防皮特堡的指挥官已经于1763年6月份就采用过这一卑鄙的手段。而在所有的官方记录中，只提到过英国士兵向土著印第安人投放染有天花病毒毛毯的事例。
正是：自古仁政得民心，信义难布土著人。要知怎生结局，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稳大局谨慎施新政，闹独立南方初反叛
1763年，英国政府针对新近并入版图的加拿大领土上如何解决土著民问题终于制定出了详细的政策，以《皇家宣言》的形式出台。
魁北克殖民地将以其他北美英属殖民地为样板，采用英国法律和议会制度，鼓励殖民地定居者向南方迁移。
魁北克殖民地的版图限定在圣劳伦斯河从圣劳伦斯湾起，沿河两岸的相对狭小的矩形区域，从安大略湖以南向东延伸的一条线作为魁北克殖民地与南方十三个殖民地的界线。
在旁蒂克起义之前，英国政府已经预见到印第安人会有麻烦，早就制定出了一项政策专门应对这种可能性。现在到认真执行的时候了，正好《皇家宣言》可以作为依据：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东部和大湖区低地划拨为印第安保护区，英国人不得前往定居，无照商人不得入内经商。
可是，1763年宣言的真正目的从来没有完全实践过。加拿大人当然应该是罗马天主教信徒，若按照英国法律，他们是没有资格占有议会席位，也没有权利参加投票选举。即使有一些加拿大人会讲英语，他们也对英国的普通法一无所知，因此也无法积极参与到司法和执法事务中。这等于是把原来的法裔加拿大人划定为二等公民，作为政策制定者自己都心虚，这一政策一出台就没有想过要认真执行下去。
定居地的划分也同样形同虚设，因为对这样一大片地方并没有具体规定切实可行的行政管理措施。一些从美国来的定居者很容易进入魁北克殖民地定居，使得定居政策的相关规定更加毫无用处。
更要命的是，向西迁移的禁令引起了美国殖民地的抗争风暴。难道美国人这些年打仗不就是为了向西扩展定居地和消除法国人的威胁么？
官方的政策如此地似是而非，这就给第一任英国总督提供了一个发挥想象力的绝佳机会，他如何执行宗主国的政策直接决定了魁北克殖民地的未来发展方向。
穆雷将军，这位殖民地第一任英国总督，他以非常职业的敏锐性，实施了严格的纪律和创造了和谐的社会，得到了军民的一致拥戴。
穆雷将军反对政府套用样板的规定，用他的话说，政府的政策仅仅为了满足一小撮英国商人的利益而破坏和谐安宁的殖民地社会。他说政府的计划“几乎很难满足魁北克殖民地的新子民，也对放任盲目的商贸于事无补。”他向贸易委员会报告说，“除非让加拿大人出任陪审，允许他们用他们的语言担任法官和律师，否则国王陛下将大失民心。”
罗马天主教堂是这次改天换地中唯一没有被占领者染指的地方，但在被占领后的这段时期，它也面临着两大主要难题。
首先，主教死了，群龙无首。那还是在蒙特利尔投降之前，主教庞特布里安（Bishop Pontbriand）不堪忍受家败国亡的现实，含恨离开人士，天主教的影响大打折扣。没有了主教，教堂里那些圣典礼仪的华丽生活失去了意义，自然无法继续下去。
穆雷早有先见之明，他认为如果没有教堂发挥作用，新殖民地将丧失压倒性的稳定因素。可是，英国国王无论在宪政上还是具体政策上都不允许法国国王或大主教任命任何一位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