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淮西之变
宋徽宗虽然荒淫无道，但毕竟是赵构的父亲，更是北宋名正言顺的皇帝，按照古代的伦理道德，赵构于臣于子，都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所以宋徽宗死讯传回之后，赵构在大办丧事的同时，也给自己下了罪己诏，就连宰相张浚都要跟着受牵连，主动上表待罪，请求“明赐罢黜，亟正典刑”，当然这都是官面文章，谁也不会认真。
古代父亲死后，儿子要行三年守丧之礼，但实际上并非三年整，而是两整年和第三年的头一个月，即二十五个整月，也有二十七个月之说，唐朝采用的就是二十七个月，宋承唐制，所以也是二十七个月。这是庶人的礼法，皇帝由于要日理万机，没有那么多闲工夫，所以老皇帝驾崩后，新君要以日易月，“三日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赵构不等丧期结束，刚过“小祥”就降旨准备巡幸建康。
建康乃六朝古都，控扼大江、襟带淮河，号称虎踞龙蟠，自古就为东南形胜之地，宋廷南渡后，建康一直就是主战派心目中理想的行都所在地，赵构在小祥之后，就起驾发往建康，此举自然有着强烈地象征意义。
将行在迁往建康，也是宰相张浚的一贯主张，除此之外，张浚还建议赵构将一贯畏敌惧战的刘光世军权解除，赵构也当即照办。当时南宋屯驻大军体系已经形成了，共分五军，全部冠以行营护军之名，即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以庐州为大本营，负责淮西的防务；韩世忠的行营前护军以楚州为大本营，负责淮东；张俊的行营中护军以建康为大本营，负责江防；岳飞的行营后护军以鄂州（今武汉）为大本营，负责京西、湖北；吴玠的行营右护军以兴州仙人关为大本营，负责川陕战场。
这五支屯驻大军的职责都很重，任何一支出现问题，就很有可能对全局造成重大影响，而作为淮西战场上的主将刘光世，却一贯畏敌如虎，不久前伪齐入侵，他就不战而逃，这种事情已发生了多次，实在令人无法继续容忍，赵构将刘光世免职，即表明了自己有意与金军力战的决心，也表明了自己对这些庸将决不姑息的态度，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刻不容缓的，谁知就是这一非常合理的决定，最终却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
刘光世本人胸无大志，既贪财好色，又胆小如鼠，早已厌倦了戎马生涯，刚听到点风声，他就不等朝廷降旨，自己主动上表请求接除兵权，出任宫观类的闲职。赵构见他这么上路，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于是降旨对他大为褒奖了一番，称他“忠贯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赖，以济多艰”，然后召他来建康，等候新的安排。这也是宋朝皇帝常用的手段，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免得人家心里太难受。可是刘光世毕竟是一支屯驻大军的统帅，手下有五万两千余人的兵力，他走之后，这支队伍又该由谁来带呢？显然，既然赵构已有意对金国开战，那么由谁来兼领这支大军，谁就将成为对金开战的主帅。就当时而言，其余四大将中的张俊，跟刘光世是一路货色，直接排除；韩世忠虽说勇猛，但战绩欠佳，对敌作战胜败大体相当，难当重任；吴玠虽然战绩辉煌，但善守不善攻，不符合主动出击的要求，也不是合适人选；唯有剩下的岳飞，屡次攘外安内，立下赫赫战功，才是当仁不二的人选。
绍兴七年（1137年）二月初八，赵构将岳飞召至行朝，并将岳飞的官位从检校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兼营田使升至太尉、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太尉在宋朝是与宰相平级的虚衔，宣抚使则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差遣，一般都以辅臣兼任。至此，岳飞的官位已超越了吴玠，与张俊、韩世忠同列。
当月，赵构从平江府启程，并于三月初九到达建康，然后马上就将岳飞召至内殿，对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力度的话：“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这就意味着岳飞兼领的将不仅仅是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了，而是除张俊、韩世忠两部以外的所有宋军部队，其中包括了吴玠的行营右护军和杨沂中、刘锜的三衙军，使可供岳飞调动的总兵力已超过了二十万人。将国内大部分兵力交给一名将领，这在宋朝已近二百年历史里还从无先例，这充分体现出赵构对岳飞的信任以及对北伐成功的渴望。
这样的安排，已经超出了岳飞自己的预期，两日之后，岳飞怀着对赵构的感激之情，以及自己十年梦想、一朝实现的兴奋之情正式上书请求北伐中原，准备“提兵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则刘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陇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亦可便下。”按照这一计划，宋军将在三个战场上同时出兵，即西线的吴玠军从陕西出兵，经潼关、陕府（今河南三门峡市）入中原，岳飞率军由襄阳、庐州两个方向直趋汴京，张俊、韩世忠则由楚州（今江苏淮安）出兵，占领伪齐控制下的京东地区。
岳飞提出这样的战略部署，显然旨在一举收复黄河以南的所有失地，那么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宏伟计划是否有望实现呢？应该说把握非常之大。绍兴七年的伪齐，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根本无力对抗宋军，而此时金国内部，也正在忙于对完颜宗翰势力进行最后的清算，无暇分出精力对伪齐进行大举支援，所以说赵构北伐的决心哪怕再坚持几个月，宋军就很有可能一举收复中原，然而就在这么好的形势面前，宋朝皇帝的老毛病又在赵构身上犯了起来，最终不但白白错失了这次良机，还造成了极为惨重地后果。
宋朝的皇帝总体来看有着两个鲜明的特定。第一是仁慈，两宋共计三百一九年，出了十八个皇帝，其中没有一个是暴君，宋朝皇帝一向标榜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从不轻易诛杀大臣，大臣们如果失宠或是有罪，最多就是贬官了事，不会有生命危险，这跟历朝历代的皇帝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别的朝代一旦闹起党争，失败一方往往会死得很惨，但宋朝在这上面从不死人，安全系数相当高。
然而宋朝皇帝身上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武将的猜忌已经到了极致，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宋太宗赵光义，打仗之前先把阵图画好，然后将领们拿着阵图排兵布阵，胜了有功、败了无罪，要是不按阵图执行，那就是胜了有罪，败了更有罪，所以把将领们个个管得都像是提线木偶，没有一点主观能动性，战斗力始终提高不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都是源自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认识，赵匡胤生于五代极乱之世，亲眼目睹了因武夫专权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所以上台后就说道：“武夫把老百姓都害惨了，我现在偏要用读书人治天下，就算这些读书人再混蛋，再能贪赃枉法，造成的罪过也比武夫轻。”宋朝皇帝都是赵匡胤的孝子贤孙，都把这句似是而非的话奉为金科玉律，再加上文人们为了巩固自己的优越地位，往往经常对皇帝们灌输诸如“武人权力过大，不是国家之福”一类的话，所以不让武夫掌权已成了宋朝的基本国策。
赵构自然也是如此，他本来就是个胆小怕事、贪图安乐之人，脑海里根本没有恢复故土、重振国威的意愿，之所以有心北伐，一是由于金国始终不肯与他讲和，二是受了宋徽宗死讯的刺激，但这只是个短暂的反应，时间长了自然就要后悔。而就在他即将后悔之时，宰相张浚也在一旁力劝赵构不要把兵权交给岳飞。
前面说过，张浚为人志大才疏，又目空一切。在他看来，北伐中原、收复故土都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但完成这一丰功伟业的人必须是他本人，而绝不能是岳飞或其他人。另外张浚此时除了任宰相，还受命都督诸路军马，可是都督府虽然开了很久，手下却没有兵，自然也想趁此机会将刘光世的队伍收至麾下，便与秦桧一起“以合兵为疑”为名，劝说赵构不要忘了祖宗规矩，不要给岳飞制造功高震主的机会，赵构于是立即反悔。原先他将淮西军交付岳飞时，曾亲笔写下手诏，叫他带往淮西出示给刘光世手下王德、郦琼等将，上面写有“听（岳）飞号令，如朕亲临，倘违斯言，邦有常宪。”这时只得给岳飞再写一张，称“淮西合军，颇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亲笔，须得朝廷指挥，许卿节制淮西之兵，方可给付。”等于是不认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