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木料，如果雕凿成神像，或者刻制成官印把子，显然就不再是普通的木头了，而是成为令人敬畏的权威符号了。官印把子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物，具有不容违抗的动员力、支配力，自不待言；在迷信人世祸福被某种神秘力量所主宰的前现代社会，神像背后的神灵体系其实也是高高在上的权力者，神—人之间也构成特殊的权力关系，神对人的支配与动员能量未必逊于强制性的国家权力。在我家乡一带的乡镇、村庄，每逢神诞，必有乡庙的理事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收取“丁口钱”，用于唱社戏，你说这钱是村民自愿掏的吧，它似乎又带着某种潜在的威慑力，几乎没有一家敢于公然拒绝交钱，即使心底并不那么乐意。事实上，这已经相当接近政府的税收了。而我们知道，征税权正是权力获得确认的核心标志。
我想讨论的问题是，当神像的权力碰上官印把子的权力，会纠缠出怎么样的关系呢。在中国乡土上，庙堂与庙宇并立，仿佛井水不犯河水，但事实远非如此。
我们还是从一个发生在清乾隆年间的故事讲起吧。晚清学者方浚师所著的笔记《蕉轩随录》收录有这个故事，颇为详尽（下面援引之文字，除另注出处者，均出之方浚师笔记，不赘注）。
顺天府顺义县（今北京顺义）兴周营有一民妇张李氏，因为丈夫得了痰迷症（即癫痫），请了同乡的李姓婆子（大概是一个民间巫医）来治病，那李婆子用手按摩，并针扎病处，将痰迷症治好了。
张李氏从此与李婆子往来甚密，学习针扎治病之法。后来李婆子身故，张李氏继承衣钵，将李婆子留下来的铁锁链盘在头顶，出外化缘行医。一日走到通州的旷野，因为时值隆冬，风雪交加，迷失路径，难以行走。张李氏便在雪地上带锁打坐。恰好有村民路过，见张李氏举止异常，便上前盘问，张李氏答道：“在此结缘治病。”消息传开，很快有人延请她到家看病，张李氏一番按摩针扎，并假念经咒，居然病即痊愈。自此，附近乡民共相传播，多请张李氏治病，往往有验。
张李氏将行医赚来的钱，在兴周营修了个小庙，给她出家当和尚的儿子居住。因为请她治病的都是乡野农家，赚来的钱恐怕不足以维持寺庙生计，所以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张李氏将儿子送到京郊的戒台寺受戒。自己也来到京城，在总布胡同泰山庵拜一名法号叫福山的尼姑为师，取法名“了义”，相当于是今天的赤脚医生进卫校深造。但这时丈夫的病又犯了，只好返回顺义，两年后，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丈夫病故（李婆子留下来的医术想来也回天乏术），张李氏再次来京，由师父福山带至潭柘寺受戒（但未削发），并在京畿附近的西峰寺住了下来。同住的还有一名叫做济广的老尼。
彼时，尽管进京谋生还不用办暂住证，但“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初来乍到的张李氏因为担心自己并无道法，不能在西峰寺长久立足，便用油捻在左右臂膊烧几个大疤，含痛忍受，借此行医化缘。附近居民闻知往视，见她这么坚忍，似有本事，便一传十、十传百，吸引来不少进香的信众，有得病的居民也慕名上门求治。张李氏采用了一种神秘主义的治病方法，让病人跪香，自己假念经咒，为之求神，再给其符药，居然医好不少人，渐渐地打响了名头。张李氏趁热打铁，干脆宣称自己能入定出神，是“老祖活佛”，而京城以及四外之人也深信不疑，纷纷前往，或求医问药、或进香布施。
关于神灵及其代理人的征税权,可以从清代诗人贝青乔写的一首《催社粮词找到印证：
庙门夜掣银铛锁，
庙令大呼神怒我，
征粮不力谓我惰，
急呼太保行相催。
鸣钟村口声如雷，
村村络绎输粮来，
输粮既足神颜开，
福汝福汝不汝灾。
东村老翁数未足，
太保乃言期已促，
昨日取钱今取谷。
春衣典却还卖犊，
黄犊作苦且勿哭，
明日神诞飨尔肉。
常熟（昭文邻县）一带，社庙每年要征收钱粮，作为祭神之资，称为“社粮”；如果村民缴纳不足额，“庙令”（神庙的住持）则命令“太保”（社庙仆役）鸣锣催促。这种催征社粮的做法，已经与官府的收税权没有什么区别。县衙有县令，社庙亦有庙令；县衙有衙役，社庙也有所谓的“太保”。前者代理的是皇权，后者代理的是神权，不管什么权，归根结底都来源于某种“加害—造福”能力，如果说官府的征税权建立在国家暴力机器之上，庙令强收社粮，显然也是凭恃神灵“福汝”或“灾汝”的神通，纳粮就“福汝”，不纳粮的“灾汝”。而且神的威慑力与号召力看起来并不逊于官府的权力，“太保”一鸣锣催迫，便“村村络绎输粮来”，“东村老翁”不敢得罪神灵及其代理人，还要用“典衣卖犊”的钱来完成纳粮义务。
因为神灵对于境内民众拥有举足轻重的动员力量，那么，一个地方如果“信鬼神，好淫祀”，很可能就意味着国家的绝对控制力受到神灵及其代理人的分流。为了避免对乡土社会的失控，官府总是将民间信仰事务纳入到国家管控体系内，禁止“淫祀”、“私祀”成为朝廷一以贯之的政策，所谓“淫祀”、“私祀”，指的是民众私自祭祀那些没有获得国家承认的非法神灵。民间的“社会”、“庙会”亦受到官方的严格管制，如清代规定：凡各省有迎神赛会者，“照师巫邪术例，将为首之人从重治罪。其有男女嬉游花费者，照治家不严例，罪坐家长。”
《蕉轩随录（蕉轩续录）》 .方濬师（1830——1889）根据自己多年积存的笔记杂钞册编而成，以谈掌故、记遗闻、录时事为主。书中记录了清代朝章国典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活动。详细记载了乾隆以来的几起轰动大案
《蕉轩随录（蕉轩续录）》。方濬师（1830——1889）根据自己多年积存的笔记杂钞册编而成，以谈掌故、记遗闻、录时事为主。书中记录了清代朝章国典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活动。详细记载了乾隆以来的几起轰动大案，包括我将详细谈到的张李氏案。
古代官印.实际上它们大多数并不是木头做的,而是用青铜或玉石做的.
古代官印2
官印3.这个看起来是木头做的,
古代官印.其实上它们大都不是用木头做的.
感谢楼上各位的捧场。
说点个人的意见，为什么我比较认同宋代。从外政方面来说，宋代的确国力不强，但是，就内政而言，不管是从民间的经济水平、当时文化的发达程度，还是从朝廷的开明与否、市民社会的发育等方面来说，宋代取得的成就都是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以致不少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认为宋代就是中国的“近代前期”，可惜那个“近代后期”并没有随之而来。
至于如何解决隐权力，唉，一言难尽了。
更新
出家人的隐权力（2）
可以看出来，张李氏不是一般的乡野愚妇，她不乏小聪明，又有点小胆识、小野心。从跟李婆子习针扎治病之法、在雪地上带锁打坐，到拜福山尼姑为师、自号“老祖活佛”，她成功地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她具有凡夫俗子所无的神性身份与神奇力量。与其说她是略懂医术的医，不如说她是被认为能够与神灵世界发生密切联系的巫。在民间俗信体系建构出来的神—人关系格局中，神是人世祸福的权力主宰，但神灵不言，神的意志与力量需要通过人间的代理人（比如僧尼、道士、巫师）来传达、显示，张李氏扮演的便是“神的代理人”角色，这个特殊的身份，使得她可以将信众对神的敬畏转化为对自己的顶礼膜拜，成为民间俗信体系内的权力者，尽管没有掌握官印把子，却具备动员与支配信众的能量。这就是传统社会自发产生、长久存在的“民间权力”。我将其归入“隐权力”之一种，与正式的、制度化的国家权力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