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内阁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清代的君主在为内阁大学士追认名分的同时，又另外置立了一套副权力系统——先是康熙皇帝设“南书房”；随后雍正皇帝在“南书房”基础上，创建“军机处”。严格地说，“军机处”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并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门，不配置府衙，也不设正式职官，而是由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大臣奉特旨应召，以“值日”、“兼职”的名义，入值当差，供皇帝顾问。也就是说，军机处大臣（俗称“大军机”）尽管参预机务，权柄极重，但皇帝并不打算赋予其正式的宰辅之权，他们的预政大权只能说是一种临时性质的权力。
军机处的工作：
1、发折；奏事处将官员奏折下发军机处。
2、接折：军机章京将奏折送军机大臣阅。
3、见面；军机大臣将奏折送皇帝处请旨。
4、述旨：将皇帝旨意拟成谕旨再交皇帝御览。
5、过硃：皇帝硃笔改定奏折。
6、交发：将谕旨下发有关衙门实施。
7：开面：谕旨以年月日为序抄录备案。
8、交折：将原奏折交内奏事处。
9、月折：将奏折复本每月一编。
10、随手：将谕旨、奏折重点二季一编。
11、封柜：将月折、随手档收柜题封。
军机处:
军机处:
与“偏房”共天下(8)
军机处取代了内阁，成为清代实际上的权力中枢。那些在军机处抄抄写写的所谓“军机京章”（俗称“小军机”，指军机处办事员），虽然官不算大，但他们经手的都是上谕、奏章等机要文书，这些信息优势是可以转化为隐权力的，因此，即便是封疆大吏，也要贿赂他们，比如离京时向他们致送“别敬”，每年还要送上“年敬”、“节敬”，以期得到他们的关照。
一些得到军机大臣赏识、倚为心腹的“小军机”，隐权力更是炙手可热，且看一个例子：晚清有名的大吏刘坤一欲到江南当总督，因担心慈禧太后不允许，便想走军机处大臣荣禄的门路，但荣门不得而入，只得拼命巴结荣禄的亲信、军机京章连文冲，但连京章也不容易结识，刘坤一登门拜访了两次，都见不到人，不得已，又辗转求连京章的幕友某人代为牵线引见，结果这幕友以连京章的名号，讹诈了刘坤一四万两贿银。
刘坤一也算是重量级的实权人物了，但对幕友某人假“小军机”之名的敲诈勒索，只有乖乖掏钱的份。清代的大才子纪晓岚曾作过一首调侃“小军机”的诗：“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可见“小军机”的大权势。所以，若说“清代与大小军机共天下”，我认为也是说得通的。
至于郭嵩焘提到的“胥吏”，则是一个寄生在正式权力系统内部的隐权力集团，又称书吏，指在中央或地方政府处理文书的办事员，不属于正式的国家干部，流品极卑。“与胥吏共天下”，这是清代的官僚制越来越僵化、官僚集团越来越昏庸无能、权力运行越来越程式化的结果。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的中央各部，“每办一案，堂官（各部首长）委之司官（各部属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
独裁的君主不会希望出现一个自作聪明的官僚系统，这种流水作业式的权力运转，当然是君主求之不得的。只是如此一来，处于权力链条最低端的书吏却有了机会窃柄自重、挟律行私、作威作福，使人不能不畏，比如地方大员奏销办公经费，部吏往往会借口数目不对，将奏销报告打回去重做，地方官不堪其累，只好重金贿赂他们。甚至出现了“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卿贰督抚曰可，部吏曰不可，斯不可矣”；“天子曰可，部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的局面。所以晚清封疆大吏胡林翼干脆说：“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此言恰好拿来作郭氏“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论的注脚。
刘坤一
荣禄
与“偏房”共天下(9)
“偏房的陷阱”
我们从汉代一路看过来，不难发现：另立“偏房”架空“正室”之权、借重隐权力集团钳制正式的官僚系统，正是历代君主搞独裁的不二法门。
皇帝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对付官僚系统，这是因为，从汉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对君主独裁权力构成最大制约的不可能是民主、宪政，而是一个复杂、完备、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因为权力在科层化结构中流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规范性、程序性的规制，科层化越高，权力受到的规制也越大。如果我们把权力比喻为流水，科层化结构就是管道，约束着流水的横冲直撞。权欲旺盛的雄猜之主当然难以容忍这些管道分流了权力，于是绕过正式的权力管道系统，利用亲近的私臣组建非正式的简陋的权力容器，因其简陋、非正式，也就更便于人主操纵。
但是，这些临时性质的权力容器难免会慢慢固化、复杂化，甚至变成正式权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过来分化了独裁权力。换句话说，“偏房”掌权日久，往往又会演化成“正室”，如汉代的尚书，原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到了唐代，则是名正言顺的宰相机构。后世的君主为了“尽收威柄，一总事权”，又复另设一个易于指挥的权力容器，然而，时过境迁，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辙。历史简直给独裁者下了一道反复发作的恶咒。
那些叨念着“大权不可旁落”的独裁者不会明白这样的道理：分散在复杂管道的权力尽管不易为君主任意摆布，但也颠覆性不高，因为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线，并且受到程序性与规范性的限制；相比之下，摆脱了科层束缚的隐权力虽然便于指使，但一旦失控则如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看西汉刘彻置内朝捋夺宰相之权，但后来内朝的外戚不仅把持朝政，而且颠覆了西汉；东汉刘秀将三公闲置，倚重尚书台，但尚书台的领袖最后竟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明代的朱元璋干脆废了宰相，启用内阁，但内阁体制也培养出“九千岁”的权力怪胎。
人主欲借“偏房”尽收权柄，殊不知，高度集中的权力更容易被亲近的隐权力集团假借、窃取，只要人主软弱、荒怠，立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我们姑且称之为“偏房的陷阱”。这也是为什么历代一再发生近臣乱政的根本原因。郭嵩焘认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其实，独裁者哪能容忍权力被分寄？只是他们缺乏历史的眼界，看不到独裁的陷阱，最后与“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毁了天下，也是咎由自取。
郭嵩焘，晚清最有见地的开明官僚之一，中国最早的公派驻外公使：
关于明朝,再饶舌:
盛产强权太监的明代，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没有尊严的朝代，文官集团不是被砍脑袋瓜子，就是经常被喜怒无常的皇帝笞打屁股。内臣的得势专权与士大夫的丧失尊严，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现象。从方孝孺到东林党人，明代士大夫绝不比宋代文臣缺少道德勇气，但是，他们的命运则远比宋代文臣惨烈，这是官僚集团作为皇权制衡者的结构性力量被推毁的必然结果。而权力结构既已失衡，作为专制皇权非正式代理人的宦官集团要狐假虎威、兴风作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朱元璋废了宰相，将权力结构改造得畸重畸轻在前，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宦官预政在后，殊不知，这是一对悖论。那块置于宫门中的铁牌，不过是婊子门前的贞节牌坊，皇帝早已为太监干政亲自挖好了暗道。
清代也有几个比较强势的太监，如李莲英、安德海。图为慈禧在扮观音，李莲英扮善财童子。哈，太监确是“童子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