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体现为支付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张集馨的自撰年谱对他的每一位受业老师姓甚名谁、道德文章如何都有记述，却偏偏没有留下束修方面的记录，因此我们只能寻找旁证。与张集馨大致同时代的丁日昌（张生于1800年，丁生于1823年）曾经制订了一份《社学章程》，其中规定：“塾师一人，课徒以十人为率，每月酌给束修膳金五千文，月费一千文，按月支领。”从中可以看出塾师的月薪约为六千文。家塾的束修与社学大体相当，根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江浙一带（张集馨是江苏仪征人）的家族延请塾师，束修也是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折算成人民币大约有600元。
当时一个小康之家一年的花销大概也就四十两银子左右。要寻常人家每个月掏出4两银培养孩子，一年下来，差不多就得五十两银，确是难以承受的负担，难怪张集馨说，“余自发蒙后，因家贫无力延师课读，频年易师，学业颇荒。”他还曾数度附读于亲戚家，以此节省一点学费。可见，为了支付张集馨入仕的这个早期投资，张家是捉襟见肘的。
道光元年（1821年），二十二岁的张集馨没有参加完童试，即还未取得生员的功名，便带着叔叔赞助的二百两银子，进京读书。按清代规定，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考生，如果想参加乡试，还有个变通的办法：到国子监捐个监生，相当于到京城的国立大学当自费生，这叫做“捐出身”，有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之后，便可以参加在顺天府（北京）举行的乡试了。张集馨准备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那么捐监的费用是多少呢？张集馨没有明说，不过我们可以从其他材料找到大致的价目，据道光十一年（1831年）户部（财政部）的规定，凡俊秀（指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读书人）捐监生，需纳一百零八两银子。此外，捐监的人还需要到同乡的六品以上京官那里开一份保证书，证明捐监人身家清白、并无造假，这叫做“印结”。印结当然也是要付费的，叫“印结银”，这笔钱，大概也得几十两银子。在光绪后期，因为官位贬值，甚至还出现印结银数倍于捐官费的怪事。
张集馨捐监时还差点出了意外，因为他带来的银子被一个亲戚借走了，对方竟不肯还，几乎误了捐监大事，幸亏他的当卫千总的兄长恰好押运漕粮到京，才帮他垫付了捐监的费用。道光二年七月，张集馨捐监、印结等手续办理完毕，八月便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结果高中黄榜，成功晋身为举人。
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集馨榜上无名，只好继续留在京城读书。这时候他找到了一份当塾师兼抄抄写写的工作，月薪七两银子，生活总算有了着落。但三年后的会试，他再一次名落孙山。在清代，举人也可直接授官，这叫“一榜出身”，远不如“两榜出身”的进士腰板子硬。所以张集馨一边铆足劲继续考进士，一边接受礼部（教育部）安排，到一处国立学校当教习，一般教习期满，就可以当个七品知县。在礼部报到时，张集馨还被办事员索去二十多两银子的手续费。
道光九年（1829年），正是张集馨而立之年，他第三次参加会试，这回总算中了，成了新科进士，在复试、殿试、朝考中均成绩优异，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是帝国的储才机构，翰林学士被视为“清贵”之官，虽然没多少权力，但前途无量。
至此，张集馨总算拿到了一张响当当的官场入场券。为着这张入场券，从张集馨入京捐监算起，他整整用了八年时间；如果从他五岁开蒙算起，则用了二十五年时间。二十五年寒窗苦读，这中间付出的心血、精力姑且不计，我们单来计算经济账，而且只估算与求仕相关的支出，居京的生活用度则略去不计——
根据张集馨的记述，他在五岁之后、二十六岁之前，一直有请老师授课，我们按平均每年支付给塾师的束修为四十两银计算，二十一年下来，大概需要八百多两银子，即使扣除了中间几年因借读于亲戚家塾、学费有所减免的因素，张集馨为接受教育而投入的本钱也应该有六七百两吧，加上捐监一百多两、交印结银几十两、被礼部办事员索去手续费二十多两，再加上张集馨没有记及的其他支出，比如拜谢座师、应酬同门等费用，合计起来，至少也有一千两银子了。这笔钱，到了光绪晚期，足够捐一个知县、五个县丞。
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
隐权力的维持成本(3)
日常应酬的开销
不过，一千两银子的初始成本，与张集馨入仕后为维持、增持其权力值的后继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张集馨在翰林院当了六年京官，三十七岁时开始外调地方，历任山西朔平府知府、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河南布政使、福建布政使等职，他并非投机钻营之辈，不过也人情练达，官场上该有的人情应酬，他都能随俗，该请客就请客，该送礼就送礼，连他自己也承认：“应酬不可谓不厚矣！”
我们来看看官场应酬的开销究竟有多大。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当地为了招待这位前领导人，既备酒席，又请戏班卡拉OK，还送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去一万两银公款。一名已革职官员为什么能得到如此优待呢？这可以用隐权力来解释：颜总督虽然已去职，但他经营的权力网络还留在官场上，还能对官员的仕途命运施加影响，人走茶未凉，地方官们自然不敢稍有怠慢。
如果碰上钦差出巡过境，接待的费用更重。代理过山西雁平道台（雁北地区一把手）的张集馨曾记了一笔账：向来钦差到省之前，首府（省衙门驻地的知府）先填好借支单，到布政使衙门请借接待费二万两银，事毕之后再将经费分摊给各州县，大约每次的摊派总额为三五万两银。钦差不肯接收礼金，都由地方官派人直接送到京城私宅，历来如此。钦差在皇上一言，往往能决定地方官员的祸福进退，所以不可不小心伺候，服务周到。
张集馨记录得最详尽的是他任督粮道（相当于财政厅长）时的日常应酬情况。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集馨获任陕西督粮道，这是一个公认的肥差，被视为是“财神庙主持”。因为是肥差，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督粮道负责，张集馨的工作就是终日迎来送往、请客宴乐。我将张集馨的记述略加翻译，抄录下来：
遇有过往的要员，都由督粮道负责接待。西安地处交通孔道，往来的官员很多。
每次客人到境，督粮道便跟随将军（大军区首长）、巡抚（省长）等领导到官厅迎接，送至公馆休息，然后张灯结彩，请戏班、备酒席。每次都要请两班戏，酒席备五桌上席（VIP专用），中席十四桌。上席必备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一尾大活鱼值四五千文钱（约三两银，400多元人民币），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都是贵重难得的东西，亦必设法求购，否则客人就会怪督粮道悭吝。不论冬夏，总是子末丑初时分（深夜两三点钟），戏筵才散。这时，主人们将客人送出登轿，逐次揖送，还要派下人持着主人名帖，到各公馆道乏，表示辛苦了。次日，客人起身，又送出城外，并馈赠盘缠，盘缠之厚薄，依客人官职尊卑而定。每次宴会，连戏价、赏金、酒席杂支，一般都要二百余两银，送给客人们的路费还不包括在内。
西安城里的其他武官，如果不是与巡抚有交情者，一般不邀请参加这些宴会，不过也需要送去酒菜。此外，还有一些过往的小公务员，虽然官职低微，但也常常持着大人物的介绍信，过来“打秋风”，也要送上四菜两点，路费二十两或四五十两银不等。
一年当中，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还要请省城的大小文武官员看戏喝酒。如果十天半月，没有过往的客人，督粮道还要约请两司（布政使与按察使）、盐道（相当于省财政厅副厅长）在署中宴乐。不如此，则不足联络感情。
总计下来，一年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
张集馨提到的那个颜伯焘，在陕西延榆绥道台任上时，曾刻制了一个石碑，碑文：“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