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手
历史最大的魅力，于我而言，就是它隐藏着太多现实社会的遗传密码。寻找一把能解开这些密码的钥匙，是我翻阅那些历史笔记的最大乐趣。记得多年前，当我读到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书时，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如看到一张贯通现实与历史的基因图谱。
我愿意在吴思先生开拓出来的历史幽道中继续掘进。本书的写作初衷，就源于我对“潜规则”问题的好奇。“潜规则”为什么能不绝如缕？为什么能与“正规则”分庭抗礼？它的背后存在着哪些强大的力量？在阅读了明清笔记中大量关于“陋规”（陋规可以直译为潜规则）的记述之后，我察觉到，“陋规”之所以禁而不止，乃是因为：帝国的官场上，由科层制所传递的制度性权力往往是不敷使用的，甚至是不中用的，官员们需要另谋一种非制度性的权力，而“陋规”正是传导这种非制度权力的介质。我将这种非制度权力称为“隐权力”。它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便是私人的关系网络。当然一个人的面子、威望、所掌握的伤害能力等，也构成了隐权力的重要源泉。
坦率地说，当“隐权力”这个概念在我脑海中成型，再转身进入历史的幽道中探望时，我又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些原来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的景色变得清晰了。它不但让我看到了“潜规则”背后的推手，也让我发现了官与官、官与民、君王与官僚、君王与民众的博弈格局的真实推动力。
在我的概念中，“隐权力”可以给出狭义与广义两个定义。狭义的“隐权力”与官僚体制中的科层化权力相对，指一种主要由私人网络支撑起来的灰色权力。官僚需要积极发展隐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实际权力份额，君王也常常借助隐权力系统来限制官僚集团的权力扩张。广义的“隐权力”指与国家权力相对的非正式权力，它通常掌握在士绅、“神媒”等社会角色的手里，是民间社会赖以与国家权力相对抗衡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我的论述中，“隐权力”并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概念，而我对官场中的“隐权力”现象之所以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只是为了强调国家权力必须有“合法性装饰”，否则，那便是一种“黑权力”。
在“隐权力”这个母概念下，我也提出了一些子概念，如“权力经纪”、“黑权力”、“私信政治”、“政治偏房”、“权力值”、“权力赎金”、“食权者”、“送礼政治”、“盗户特权”、“假私济公的政治”等，希望能够丰富“隐权力”的解释力。当然，由于本书各篇都是独立成篇的文章，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面貌，将会更斑驳一些。只是在整理出版时，为了将书目的脉络稍为清晰一点，作者做了分辑：大致上，上辑是对“隐权力”系统各个“构件”的一些梳理，下辑则测重对“隐权力”博弈的解读。
上辑：隐权力系统
1、另一套权力系统
2、权力有值值几何
3、隐权力的维持成本
4、衙门的爷们
5、私接的权力管道
6、张集馨一声叹息
7、出家人的隐权力
8、与偏房共天下
下辑：隐权力博弈
1、冤案是如何平反的
2、隐权力的比拼
3、食权者的分肥原理
4、隐蔽的特权格局
5、海瑞也有隐权力
6、张居正的权力软肋
7、为权力而祈祷
8、洪天王的权力脐带
秋风先生惠赐序文:
洞见权力的隐微处
秋风
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欧美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官僚制十分发达，并对民众的政治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曾断言：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梁先生主要是从结构上说的，但这种结构特征其实是时间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就封建转向君主专制这样一阶段而言，中国历史是早熟的。
周秦之变，实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周建立封建制，到战国时代已趋于瓦解，秦灭六国，建立“郡县制”。郡县制的实质即是皇权专制。此一政制此后维系了两千年，且支配着今天中国的基本政治架构。欧洲的历史与此大不相同，野蛮入侵，导致罗马帝国崩溃。在此废墟上，文明化的野蛮人与十世纪开始建立封建制。这与周的封建制区别，但性质类似。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法国、英格兰等地才开始建立君主专制（absolutism）。但在英格兰，专制的历史阶段似乎是一跃而过，国王的专制欲望受到种种因素的强烈抵制，宪政制度在英格兰很快建立起来。
这样的政制演进过程决定了，官僚制在中国与西方、尤其是英美的命运截然不同。专制君主与封建制下的国王的最大区别在于，从法理上说，他直接统治所有臣民。所以，在封建制下，人有自由但不平等；在专制下，人人平等但不自由。不过，专制君主事实上无法直接统治所有人，他必须借助自上而下授权的官僚体系对全国进行管理。中国的皇权专制持续了两千年，皇帝始终以官僚为权力治理人，官僚就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在历史演进中形成复杂而完整的中央、地方官制，官僚制可谓十分成熟。官僚的制度安排就成为社会治乱的关键所在。
因此，在传统中国，基本的政治、社会活动主角是君、官、民。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控制与服从关系：官僚的权力完全来自皇帝的授予，皇帝对官僚拥有绝对权力，不论其权位有多高；当然，官僚之间也存在上下级关系，所谓“权高一级压死人”；而官僚，哪怕是最低级的官僚、甚至不入流的胥吏，对民众也可以行使某种近乎绝对的权力。
欧美却与此不同。封建的治理是没有官僚存身之地，这就像周代也没有官僚一样，那个时代的治理者是贵族、领主。英美两国倒是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建立“文官制”，但这些文官被置于宪政框架中，从而与中国皇权框架内的官僚制具有极大不同。法国由于君主专制的时间稍长，而有较为成熟的官僚制，但比起中国来，也是相形见绌。
如此悠久而丰厚的中国官僚制传统，早就成为传统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研究政制、研究社会，都不能离开对官僚制及其影响的研究。因此，古代史学中专门出现了《文献通考》之类的典章制度史，现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主题也基本上是官僚制度在各个朝代的演变过程。明清时代，随着官僚制的烂熟，还出现了大量记录官场百态的笔记，晚清更出现了著名的“官场小说”，一些官场秘诀之类的著作也在坊间流行。
到了当代，吴思先生独创“潜规则”一词，对皇权下的官僚制的运转逻辑，及其衍生出的独特政治文化，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一时洛阳纸贵。“潜规则”一词也成为一个广泛流行的词汇，甚至被当成动词使用。
摆在读者面前的吴钩先生这本书，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官僚制下的权力运作机制进行了细微而有趣的探索。作者提出了“隐权力”这样一个概念。也许可以说，“潜规则”与“隐权力”是一对孪生概念：官僚们通过潜规则获得隐权力，隐权力的行使又生成和支持着潜规则。
当然，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文献中都是有依据的。制度至关重要，社会科学关于制度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之分，相应地，在任何团体中，大至国家，小至兴趣团体，都有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之分。“隐权力”的概念略近似于“非正式权力”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