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万历皇帝

万历时期，明帝国政府受到外界无所顾忌的非议之中。以至王锡爵对顾宪成说了：“您发现一个怪现象没有？现在朝庭认为是对的，百姓就认为是错的；朝庭认为是错的，百姓就认为是对的。”顾宪成说；“我也发现一个怪现象，百姓认为对的，朝庭总认为是错的；百姓认为是错的，朝庭总认为是对的。”

“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最怪事，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明史纪事本末》

他们各自所处的角度不同，说出的话自然不同；但当时帝国政府受到外界无所顾忌的非议，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

至于万历皇帝就更受人非议了；总而言之从人格、到家事、到国事都被人批得一无是处！总而言之，做为一个皇帝，能失败到如此地步；实在是古今罕见的！

如果这种评论只是来源于历史的评价，泪痕无意对此说三道四。问题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万历皇帝高高在上之时！

如果说万历皇帝执政之时，明帝国皇权已衰弱不堪，已无力制止这种不利于自己的、自己政府的言论，那自然另当别论，问题是皇帝显然有能力压制这种言论；我们在魏忠贤控制帝国之后可以看出来；社会舆论与帝国统治者相比，那从来是不堪一击的！

在魏忠贤控制明帝国的时代里，大明帝国舆论表现了最高度的统一；总而言之，帝国政府怎样宣传，人们就怎样跟着喊，谁敢对此说三道四呢？

万历皇帝、及其当时的帝国政府；之所以会受到如此扑天盖地的非议；固然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但还有一个重用的原因，那就是帝国政府，给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当宽松的政治环境。

这种事情，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之时，绝不会出现；在那种盛世之时，一个人就是长着三个脑袋，也绝不敢干这种事！想乱说政府与皇帝的不是，你先把自己全家人的脑袋都拴在裤腰带上再说吧！

当然了，这种事情在魏九千岁执掌朝政之时；也绝不会发生。因为在魏九千岁执政的时期；一个人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对皇帝、执政大臣发表一点非议之声。事实上，在魏九千岁执政期间；我们见到的言论都是争相阿谀魏九千岁与皇帝的言论。

做为历史。

泪痕敢说；一个被当时普遍人非议的政府，或许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政府；但更有可能，是因为他拥有一个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

但一个被当时人都盛赞的、听不到反面声音的政府；肯定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政府；因为这种情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会出现，那就是政府肯定是在用高压手段；如果我们不把政治当童话去看。因为现实社会就是现实社会，一个政府做得再好；也绝不可能出现大家齐声称赞的局面！

万历时代；皇权依然是强大的；如果万历皇帝愿意，那完全可以使帝国上下只有一种声音；后来的魏忠贤轻易就实现了这种局面；难道万历皇帝的权力还不如一个魏忠贤？万历皇帝有这种能力，却不滥用这种权力；本身就证明他有着可圈点的地方；但我们却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言论为基础彻底否定万历皇帝。泪痕以为，这实在太不厚道了！

做为历史学者，如果就喜欢写这种廉价的历史；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怪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呢？

东林党之所以出现，固然与中国当时的工商业发展、既得利益集团强大有关；[注1] 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帝国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会出现个强大的、在野的政治势力！而这种政治环境的宽松，却又显然带着万历皇帝的鲜明个性；因为换一个人当皇帝（比如天启皇帝），这种环境可能就不会出现。皇权依然高高上，无所顾忌的非议帝国皇帝、帝国政府；并不是谁当皇帝也能存在的。

东林与所谓的“邪党”、“阉党”相争，本身是两政治势力的搏奕；但我们却把这一切描叙成了正义与邪恶的争斗。

东林党最初兴起之时，本身只是一个强大的、在野的政治势力。任何在野势力都会对政府报以种种的批评与非议，以此获得外界的认可，并肆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好象他们如果执政就能如何如之何。

任何一个在野势力通常总会比执政势力更容易取得社会的支持与认可。尤其在小农社会之中，这一切几乎是必然的。在工商业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已可以清晰的看出来，这种在野的势力与所谓的执政势力之所以不同；无非是因为他们处于在野的地位。

因为他们总是处于批评、监督政府的角色；这绝对容易与社会取得共识； 因为在政治上影响巨大，但他们通常都处于并非实权派的地位；所以他们通常能表现出清高的形象。如果明天让他们彼此换换位置；也不过是草驴换了一头叫驴罢了！

东林不过是处于这种地位罢了！

如果认为他们是什么正义的化身，那就是把政治当童话讲了；因为他们也都是政客罢了，他们所关心的也永远只是政治上的利益，所谓关心国家、百姓利益也不过是个幌子罢了。如果认为他们从政之后，就能改变帝国的衰亡；那也显然是把政治当童话讲了，因为他们也都是政客罢了。他们一旦真正处于执政的地位，那他们形象、能力马上就会显现出来；他们并不会比从前的执政势力更好。

所以在泰昌、天启元年，东林党大举介入帝国政府；当时帝国政府处于什么背景呢？先是辽沈一片危机，后是广宁一片危机！ 但当时的东林党人，都忙着干什么呢？他们都是忙着纠缠什么“三案”；好象这种鸡毛蒜皮的、陈芝麻滥谷子的事情弄清楚了，帝国的边防危机就消除了。

东林党人对辽沈危机，从未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对广宁危机，也从未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随着万历皇帝的死亡，他们已大举介入帝国中央政府了；虽然他们在“三案”中上窜下跳表现出巨大的政治能量。

他们介入政坛后，所关心的事永远是自己集团的利益；为此他们捕风捉影、狂喊乱叫、撸胳膊挽袖子无所不用其极；对着几件鸡毛蒜皮的、陈芝麻滥谷子的无聊小事，那是作尽文章；就是看以他们视角写出的历史，我们也实在看不出他们对帝国的财政、军事、边防、社会危机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在与所谓邪党、阉党、阉党余孽的光荣斗争史！

于是辽沈丢失了，于是广宁失了；东林党人还是一副与他们无关的样子；总而言之，这都是别人弄坏的！泪痕只是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把用于“三案”的精力、决心用于辽东局势呢？泪痕只是奇怪，他们已大举介入中央政府了，帝国发生这样重大的失败竟然会与他们毫无关系？！

这种事情本身就证明，大家争来争去；只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绝不是真正为了帝国利益。这种事本身就证明，即使他们在帝国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之时，也不会对帝国财政、边防、社会危机有什么了不起的影响。

[注1]；在工商业发展的社会中，社会普遍联系、协作、开放的程度大就会增大，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制约政府之时的力量就会比较大些，在此层利益群体比较强大的社会中，社会上的经济力量就会相绎比较集团，社会在制约政府时的力量通常也会强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