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本之争

皇位继承权之争；通常总是体现着各种利益集团利益的争斗。但大家都会通过种政治化的、高尚的理论去掩盖自己的实际动机。

如果他们利益相关的皇子是嫡子，那他们就会大打嫡子当立的理论。这种理论一抓一大把。

如果与他们利益相关的皇子是长子，那他们就会大打长子当立的理论。这种理论也是一抓一大把。

如果他们利益相关的皇子有才能、有功劳，他们就会大打立贤、立功的理论。这种理论同样是一抓一大把。

如果他们利益相关的皇子没有这些优势，他们就会塑造这个皇子仁厚等优点。这种理论更也是一抓一大把。

总而言之，到底哪种理论正确；那上帝也不知道；因为这些理论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呢？一切只看各方的背后的利益集团实力如何了。

最终各种理论都是苍白的，一切总要看各方的搏奕结果。

因为历史上皇权之争，胜利者从来都是千奇百怪的。

什么所谓的长、嫡、贤、功、仁，都是各自追随者标榜的理由罢了，事实上，哪种理由也能说通，哪种理由也说不通。他们各自的观点本身就是相互排斥的，但都能说出一大堆理由来。

李建成与李世民之争；那是宣扬“嫡长子当立”的一派，被宣扬立功、立贤的一派给打败了。

李治、李泰、李恪（唐太宗诸子）之争；那是宣扬“仁厚”的一派，战胜了宣扬“能力”的一派。于是李治靠“仁厚”打败了英果类太宗的两个兄长。

朱高炽与朱高熙（明成祖诸子）之争；那是宣扬立嫡的一派，打败了宣扬立贤、立功的一派。当然了，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宣扬“仁厚”一派战胜了宣扬“能力”的一派。

至于康熙的几个儿子，那更是上窜下跳争得不可开交；各为各的拥护者大造声势。总而言之，支持者总是根据几个皇子的特点各说各的理，好象这些理都非常有道理。

大家宣扬的观点为什么不同呢？因为与他们利益相关的皇子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

但帝国后来的命运，与这种皇位继承的竞争；实际上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不过是皇室内部的利益相争罢了；因为这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相争罢了。

就好象满清顺治、康熙之时，经过各大政治集团的搏奕；最后大家推举了一个六岁的（顺治）、一个八岁的幼儿（康熙）当了皇帝；但大清帝国的事业依然是如日中天，一天强似一天。

问题是，如果说皇帝的能力、道德决定帝国的命运，那在国家面对强敌、或是百废待兴之时推举两个小孩子当皇帝，这不是把帝国往死路上引吗？但大清帝国却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日日走向繁荣富强。难怪历史会一个劲的吹嘘，大清皇帝天纵英才呢？

皇位继承权之争，通常总是牵扯着众多利益集团的利益；在清初之时那实在是太明显了；所以实在无法遮掩了。皇太极的兄弟、儿子之间争得剑拨弩张，最后只有让六岁的顺治当皇帝了；顺治之时皇权已高度膨胀，所以除了顺治的儿子，谁也不敢窥视皇权继承权的，于是继承人只能从顺治两个还年幼的儿子之中选择。

这就是帝国在强敌伺服、百废待举之时，却让两个幼儿当皇帝的根本原因；这种选择，从唯心的理论去看，实在是等于把帝国往死路上领。因为在帝国强敌伺服、百废待举之时，却让两个年幼的儿童成了皇帝，他们靠什么担负起这种重任呢？但帝国却是在这种皇帝的带领下，一日走向繁荣富强。

万历皇帝时的皇位继承权力之争，也是牵扯着众多利益集团的利益；只是一切不太明显，而且大家又都掩盖自己的这种利益关系，遂使人更难以看清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了。

而后世的历史学者，则本着把政治写成正义与邪恶斗争的故事；所以更是极力掩盖这种利益关系；好象这些拿着所谓“三案”上窜下跳的政客、官僚们，真是什么为了国家、民族、百姓利益才奋为顾身的维护皇位继承法的神圣性。

我们看看万历的皇长子，为什么会拥有强大的、众多的支持者呢？

在后宫；李太后（万历的母亲）基于自己的利益，自然会支持皇长子，为什么呢？因为郑贵妃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如果他儿子再当了太子，并且趁势当了皇后，那凭这种实力，自然而然的能危及李太后在宫中至高无尚的地位。如果让常洛当太子，李太后则显然不会有这种忧虑。

如果立于一个局外人去看，立皇长子、还是立福王；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差别。但如果站在利益相关的人角度去看，那差别就大到天上去了。

在既得利益集团势巨大帝国中，一个皇子越有身份、娘家势力越大，他通常越会失去继承皇位的机会。我们看大汉帝国的汉文帝、汉宣帝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不可能希望一个娘家势力巨大的皇子继承皇位的；因为这会加强外戚、或宫庭的力量，从而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自然不会强调立嫡，而是开始强调立贤或立长的原则。

汉文帝、汉宣帝之所以可以继承皇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弱势皇子、仅仅是因为他们娘家的势力弱小；既得利益集团认为这更有利于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罢了。

明帝国普遍官僚（不论邪党、还是东林党）都积极支持皇长子，而排斥福王；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所谓当时的官僚集团，普遍真正能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触怒皇帝、不惜与回家卖白薯；那永远是一种政治童话，因为真有这样多为国、为民的官员，那所谓的“三案”就不会发展为一种大家相互攻击的手段；因为明帝国如果真有这样多为国、为民的官员，那明帝国怎么可能会那样无可救药呢？

事实上，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敢公然出来支持福王当太子的。就是所谓的邪党，也是支持皇长子当太子；东林攻击邪党的理由，通常只是对方暗地里支持福王、不积极支持皇长子。当然了，这仅仅只是一些政治宣传内容，实际上没有哪个官员真的会真的去支持福王当太子的。

因为在这种一边倒支持皇长子的背景下，一个人只要脑子没有进了水，就不可能会去支持福王当太子的。因为在这种背景下支持福王，当时唾沫就能把他给淹死了；至于皇长子当了皇帝，他还能指望有一点政治前途吗？

皇长子之所以会受到最普遍的既得利益集团支持；绝不是因为这些人真迷信什么皇家继承准则。而是因为他们潜在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清流人士才有着足够坚实的、稳固的政治基础向皇帝大呼小叫国本之争。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郑贵妃（万历宠妃）、李选侍（太子常洛的宠妃），才会都被轻易的排挤出政治舞台。所谓国本之争，实际上就是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联手限制一个可能膨胀起来的外戚、后宫势力集团；而也正是这种背景下，所谓的清流势力才会在明末大规模的兴起；因为清流势力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而这件事则与普遍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帝国社会才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否则，官员哪敢冒着政治前途毁灭的危险去争什么“国本”？

皇长子之所以会受到最普遍的既得利益集团支持；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福王当了皇帝，福王自然不会领臣子们的情，因为他会认为自己当皇帝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他母亲受宠、自己受宠得来的。但如果皇长子当了皇帝，则会领臣子们的情，因为他能当皇帝完全是臣子们争取来的。在官僚集团力量巨大的明末，官僚集团自然敢做这种贪天之功的事，而这种事一旦形成潮流，那就没有人再敢冒天下之大韪而支持福王了。

就是万历皇帝也不敢坚持要立福王当太子了，因为皇长子的支持者如此众多、强大；那福王就算当了太子、当了皇帝，岂非会存在无数潜在的政治反对势力，这种现状一旦存在，皇帝与臣子的关系将会非常尴尬的；至于出现官僚集团强行支持皇长子挑战自己的弟弟的事，那就更危险之极了。

这也就是刘邦不敢立赵王当太子的原因。

至于普遍臣子，在这种背景下更不敢支持福王了；他们只有随大流的支持常洛太子，因为在这种关系着自己政治前途的大是大非上，你如果不随大流，那皇长子当了皇帝，你还敢指望自己有好的政治前途吗？

这种政治斗争，只是代表了普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为他们并不希望一个强势的皇子继承皇位）。但他对帝国的利益而言，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了不起的意义。

在皇长子当了皇帝后，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最卖力的东林党人，自然成功的换取了巨大的政治利益。而且面对弱势的皇子当皇帝后，官僚集团的影响力自然更是空前的增强了；但结果呢？帝国在此后不到两年时间内，丢失了整个辽东。

新上任的皇帝在官僚集团的劝说下，到是曾发出几百万两银子的内帑到军队中，但结果呢？“荷戈之士未沾，文武私囊丰满”。（《明熹宗实录》，转引于徐凯《泰昌帝、天启帝》）

所谓的政治斗争，通常总是各种利益群体之间捕奕的结果；但他们都会隐藏自己的利益，而用种冠冕堂皇、高尚的、伟大的理论去争斗。而我们的历史学者，通常不是去挖掘他们潜在的利益关系，却更会隐藏这种利益关系，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把政治斗争写成传奇故事、才能写成正义与邪恶之间争斗的童话故事。

政治总是政治，历史总是历史。但我们却常常把他写成了童话故事，总而言之，这里面全是正义与邪恶之间争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