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的“抚”；是最具明帝国后期特色的官场行为。虽然政治写满了“利益”两个字；但大家都是回避这两个字。解决帝国的危机，那注定会触犯某些利益群体利益的；但帝国政府永远回避这个事实。

贵族、上层太监、官员、地主、缙绅的既得利益自然是不能触犯的；在这种背景下，杨鹤靠什么解决西北流寇问题呢？那自然只能是给流寇们讲一大通政治报告，告诉他们放下武器后，帝国政府会解决他们的一切困难。但？这绝不是一通政治报告能解决的事，因为这是需要大笔白银、粮食做后盾的，如果没有这种后盾，那杨鹤许下的话都不过是根本兑现不了谎言罢了。问题是：这些银子、这些粮食从哪里来呢？你想从谁家里往出拿这种东西，他们也会跟你急的、跟你哭穷的。

杨鹤的失败，终于让帝国断绝了这种幻想。

解决帝国危机，那注定是会触犯某些利益群体利益的；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能触犯，那就只能触犯最底层百姓的利益了。

于是帝国发出最响亮的呼喊：乱者必斩！主剿的战略终于成为帝国应付西北危机的主要战略了。总而言之，底层的利益群体你得无条件的服从帝国的既有秩序，无论这既有秩序带给你的是什么？

帝国的社会矛盾终于无可调合了，帝国政府也放弃了试图调和的努力了。面对造反作乱的百姓，多造几门大炮、多练几万兵，什么都有了！但结果终于是，流寇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局面，帝国政府也满怀信心的认为，只要我们再加把劲、再做得巧妙些，就可以把这流寇危机给解决了！

在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当然了在利益面前，人们也是没有理智可言的。

[注1]：“明年，总督都武之望死。久之，廷臣莫肯往之，群推鹤。”（《明史、杨鹤传》）

[注2]：杨鹤所说的培养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并非泛泛之谈，而是针对某些高官胸腑间一片杀机，逞一时之快而发的。朱由检领悟到这层用意，在奏疏上批示“培养元气，今日要务”，表示赞许。但是掌权的阁部大僚却以为：“这学问用不得。”培养元气还不是时候，决意把不随潮流、独抒己见的杨鹤排挤出中央政府。这就是吏部会推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的背景。（樊树志《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明帝国对流寇的态度 （二）从张献忠的诈降谈起

“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

简单地说，他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一次，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十几天。

这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说来，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吃个饭，洗个澡，找个地方定居，以上工作全部忙完，至少也得个把月。但张先生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咂舌。”

以这上段话，摘自于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中。

张献忠这样一再玩诈降手段，却一再屡屡得手，这是是因官兵将领都人头猪脑很好欺骗？还是因为官兵将领都非常善良，总会给流寇一条改过自新的路呢？显然都不是的！

张献忠没完没了的诈降，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编制；这本身证明，张献忠每次诈降时都不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之中；如果张献忠真的处于绝对的劣势之中，张献忠的军队让官兵给改编了。

为什么官兵从不去改编张献忠的军队呢？

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官兵每次所占的优势实际上非常有限、甚至根本不占优势；否则，官兵怎么可能对诈降成性的张献忠一直这样宽容、信任呢？

按官兵将帅单方面的说法永远是：他们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只是轻信了敌人的诈降，而丧失了重创、全歼敌人的机会。

当然了，这种说法，永远是官兵将帅的一面之词。

这种故事，本身也有一定可信度的；但这种故事实在太多了，多的已让人不敢相信了。就好象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中调侃张献忠的诈降那样，张献忠诈降次数之多、诈降之频繁实在已到达了滑稽的、离奇的地步了。

崇祯七年，陈奇瑜（当时任五省总督），把李自成、张献忠等众多流寇都包围在车箱峡中了；据说陈奇瑜当时如果不轻信流寇的诈降，就能全歼这些流寇。但很可惜，陈奇瑜却轻信了流寇的诈降。明帝国政府遂为此哀哉、痛哉、惜哉的大呼小叫得响彻天地。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轻信这次诈降，那流寇恐危机恐怕就快结束了。

但如果我们看看此前、此后的事；就会发现所谓官兵因为轻信才接受诈降的事，那全是官兵是一面之词。

在陈奇瑜轻信诈降前不久，明帝国官兵还轻信过流寇另一次大规模的诈降。当时共有六十一位流寇首脑向明帝国官投降，这次诈降的规模之大，恐怕比车厢峡的诈降还要大。当然了，这次诈降引发的后果也是惊人之极了。

这次诈降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可是划时代的大事，史称“渑池渡”。因为通过这次诈降，流寇开始越过黄河大规模的进入河南、山西、四川、湖广、安徽；流寇之祸遂从西北局部问题，演变成了明帝国的心腹大患。

面对这种后果，明帝国政府那是哀哉、痛哉、惜哉的大呼小叫个没完没了。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轻认这次诈降，那流寇就有可能被消灭在西北一隅之地。

这是崇祯六年十一月的事。

这种事情过后，才仅仅几个月；陈奇瑜就又轻信了流寇大规模的诈降。陈奇瑜有记性没有？

在陈奇瑜接受诈降之后几个月后，流寇更闯入凤阳把朱氏皇帝家的祖坟给挖了。大明帝国的君臣，更因此哭得声震天地。

这件事是张献忠干的！

张献忠干出这种耸人听闻的悍事之后；照样还能与明帝国政府玩诈降的游戏。在杨嗣昌玩十面张网战略之时，李自成被杨嗣昌追得没命跑路，但张献忠依然一句“我想投降”，明帝国政府马上接受他的投降。

明帝国政府对张献忠那真谓用心良苦；“渑池渡”诈降时有张献忠，车箱陕诈降时有张献忠，挖大明皇帝家祖坟时有张献忠。但在杨嗣昌十面张网之时，张献忠再高呼一句“我要投降”，明帝国依然愿意为张献忠打开悔过自新的大门，并且还让他保留着完整的武装。

一个人被对方用同一种方法，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这就绝不能用他们轻信对方可以解释了。因为一个人再愚蠢也不会犯这种错误。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他们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明知道对方根本不可信，却又不得不相信。

所谓官兵在绝对优势背景下，轻信敌人才接受诈降的说法；纯粹是官员、或官僚化的将领哄骗皇帝、政府的说法罢了。因为一个人只要不是人头猪脑，就没有道理让敌人用同一种方法、没完没了的欺骗个够。真正合理的解释是官兵当时所拥有的优势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不占优势，一旦真把敌人逼入绝路会使自己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所以他们只有接受流寇的投降，虽然大家都知道这种投降通常只是诈降；他们也只有接受。

就好象三个丨警丨察追八个劫匪一样，丨警丨察把劫匪给追得无路可走了；但现在真正的问题来了：三个丨警丨察面对八个拿着枪的劫匪，他们之间要是打起来，谁会把谁给消灭了呢？

如果三个丨警丨察想把这个八个拿枪的劫匪都带回丨警丨察局，恐怕他们都也得做好牺牲的准备！如果丨警丨察认为这种牺牲太没有价值，他们自然只有给劫匪让出道来。

明帝国官兵轻信流寇诈降，不过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罢了。

官兵是出来混饭吃的；

流寇也是出来混饭吃的。

如果双方势均力敌，谁都感觉这样打下去会弄得两败俱伤；那他们自然很容易达成共识避免战争。

当然了在这种背景下，通常都是由流寇出来诈降；而由官兵出来接受这种诈降。于是官兵与强盗之间，自然而然的避免了一场两败俱伤的硬仗了。

并不是官兵轻信流寇，才接受诈降；而是因为官兵不想与流寇玩命，所以只有接受诈降。

这是流寇与官兵之间默契的游戏规则。

因为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何苦明知道会打得两败俱伤还要去打呢？这是张献忠可以一再诈降却百用不爽的条件与原因；这也是普遍流寇首脑，一再诈降却百用不爽的真正背景与原因。

否则，做为明帝国的各级将领，谁也不可能是弱智，会没完没了的相信这些毫无信誉的、都诈降成性的流寇？更不可能会因此一再放弃全歼敌人的机会。

流寇与官兵，本来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他们都是靠打仗求生存的。而且他们之间的行为，也变得也越来越像了；当时民间流传的话是：“寇过如梳，兵过如栉”。他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