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切很显然：杨鹤把西北流寇问题说得太简单了，好象只要用人得当，那就是拿个钦差的空头衔也能把问题解决了；世上既然有这种便宜事，皇帝怎么可能想着放过呢？

杨鹤到西北后，大明帝国官员、甚至皇帝对他真报以什么了不起的支持了吗？显然没有！因为面对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大明帝国官员都是用官僚态度对待帝国大事的；面对这种随时可以引来麻烦的事，他们从来都是不愿意多管的。反正现在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也有杨鹤承担了；他们怎么可能再淌这池子浑水呢？

杨鹤对西北的“抚”，只是对流寇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实际上无异于鼓励流寇的兴起。因为流寇只要对政府表示一下和解，马上就可以赦免所有罪行。这种做法，只会使人们叛乱的代价降到最低！

这种解决流寇的方法，如果把政治当童话去看，自然是一种非常值得称道的方式；问题是：政治他根本不是童话。流寇并不会因为政府这种宽容而减少，相反只会因为这种宽容而更增多。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叛乱的代价将降到最低点；这只会鼓励人们叛乱。

为什么这种战略会成为明帝国最初主要战略呢？

因为这种战略是一种最省钱的、最省事的战略。帝国只需要派一个高级官员拿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去完抚百姓就可以了，这个高级官员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赦免百姓叛乱罪责的权利、和一些毫无实际内容的劝慰。

如果说“剿”，那兵从哪里调呢？饷从哪里出呢？这笔帐只要随便一算，就足以让帝国皇帝、帝国政府头都大起来。

既然杨鹤敢说世上有一种不用花钱的战略，那皇帝自然非常乐意让他去解决西北的叛乱问题了。如果杨鹤在谈到“抚”时，也开口闭口需要大笔的银子，那他肯定用不着去西北当总督去了。

地方叛乱的主要基础是；饥民、难民、逃卒、溃卒；因为这种基础存在，各种不安份的人才能如鱼得水、兴风作浪。失去这种基础，哪个人敢公然挑战政府、社会呢？

杨鹤的主抚，并没有任何错误；事实上我们翻翻历史书，历史书就是这样谆谆教导后人的。因为叛乱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是天灾人祸把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才造成的；政府应该理解他们，更有义务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但？政治表面上是空洞的说教、规则；实际上永远都是写满了“利益”两个字。

西北的叛乱原因非常清楚，是天灾人祸把百姓逼得走投无路造成的。那如何去解决它呢？是人祸，主管官员需要清除它；是天灾，主管官员应筹集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它！

官员的贪污、腐败；土豪缙绅的扩张；杨鹤有能力管吗？

社会固有的赈灾系统，杨鹤有能力恢复吗？破坏这一切的利益群体，杨鹤能报以惩罚吗（让他们出钱赈灾赎罪）。

筹集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出钱出力应对难关，杨鹤有能力做到吗？

显然，要做这一切时；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这些主张，都是损害强势群体利益的行为；杨鹤绝没有这种能力。杨鹤只能给流寇一些最优待的、最宽容的条件让他们放下武器！

这种政策，实际上是明着欺负不敢造反的老百姓！因为官员贪污、土豪劣绅扩张、甚至流寇造反，政府都报以宽容，绝不追究；这叫什么事？！当坏人、干犯法的事就这样有理？当一个安份守法的百姓，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权利呢？政府却除了说几句空洞的安慰的话外，什么也不能给予了。

政治表面上空洞的说教、规则；实际上都写满了“利益”两个字！用“抚”平定西北的叛乱，他需要损害西北普遍强势群体的既得利益（再往大了说，需要皇帝损害整个帝国强势群体的利益）。官员的贪污、腐败，土豪缙绅的扩张，这需要依法打击；更得让他们出钱、出力共同应对天灾。这说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到了极点。

杨鹤自然没有这种勇气强烈打击官员、土豪、缙绅们危害社会的行为，也更没有能力让这些强势群体拿钱出来赈灾了。既然如此，那所谓的“抚”岂非成了毫无基础的事？

帝国一片混乱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帝国的律法都是一张张废纸；当然主要是指针对强势利益群体的律法！而帝国从来也不敢拿这些律法去要求这些强势利益群体。

军队的贪冒军费；官员贪污；士豪缙绅扩张；帝国的律法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面对这种人祸，杨鹤自然没有力量抑制；甚至想也不敢多想。

对于天灾（赈灾）呢？那也是需要大笔白银的事，绝不是空口白牙讲一通政治报告就能解决的事。这笔钱如何筹集呢？从地方上筹集，杨鹤自然无力筹集，因为筹集实在等于变相侵蚀强势群体的利益；杨鹤根本无力筹集出一笔钱应对这场危机。

最终杨鹤也只能用官僚的方法应对；那就是试图招抚几股流寇应付差事，虽然他也知道招抚几股流寇对于西北危机而言于事无补，但杨鹤已没有办法了；虽然杨鹤也知道接受投降的流寇能够安分守己的可靠性并不大；但杨鹤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招抚几股流寇，至少还可以拿出一些“政绩”向皇帝交待。但这种“政绩”对于解决西北流寇问题，实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最终杨鹤也只能使出所有官僚百用不爽的方法；那就是“请皇帝发放内帑吧”；这一招一旦使出，那所有的问题都OK大吉了；因为皇帝如果不拿内帑，那事情解决不了就是皇帝的责任了；至少从舆论上是如此的。兵部官员喜欢用这一招，户部官员也喜欢用这一招，前方统帅也喜欢用这一招，内阁大臣也喜欢用这一招；虽然他们都也知道这一招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但？这一招一旦使出，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卸掉了；因为这样一来至少给所有的人们造成一种假象，那就是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是皇帝不拿内帑造成的。

这就内帑后来变得越来越神秘的原因。

杨鹤到西北到底干了点什么值得称道的实事呢？

我们从历史上实在看不到一点（如果对流寇报以绝对的宽容能称得上是干实事，那自然另当别论）；当然了，因为他后来也懂得“请用内帑”这一招，所以人们都也不会太在意这一点；人们只会认为是皇帝不愿意发内帑造成西北危机无可挽回。

皇帝不发内帑，自然有他的责任；但杨鹤在西北到底干了点什么事，则是他的责任？两者根本不能混谈。所有请用内帑的官员，如果他们尽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我们自然无需用谴责他们，如果面对自己的职责什么事也不多干，就知道请内帑，那所谓的请内帑岂非纯粹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方法？

明末官员面对巨大的既利益集团；他们谁也表示了无奈；无论他们最初怎样指责朝庭，无论怎样标榜自己的的了不起；他们一旦登上政坛，最终也只有服从官僚集团的游戏规则；总而言之多发些大义凛然的议论，少干点实事；遇到麻烦事绝不多招惹；绝不得罪人（当然了为争权夺利时例外）；如果接管具体的、比较麻烦的事，你就没事“请用内帑”；这样可以把责任推给皇帝了；就是那些所谓的东林党，有几个人不是这种样子呢？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帝国政府的危机永远毫无转机；因为大家都是在混饭吃，谁真办点实事呢？

杨鹤到西北不过是其中之一的例子罢了。

泪痕无意苛责杨鹤，因为放你我到西北，恐怕也只有如此；除非你有勇气直对官员、土豪缙绅的贪婪，并对此做出毫不留情的打击；除非你有勇气挖掘西北的各种经济资源（这些经济资源普遍都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想一下）去应对天灾。如果你无力做这一切，那你又该如何解决西北的危机呢？

用内帑、向中央政府求助，并没有错；因为明末西北危机，绝不是调动西北人力、物力就可以解决的。但？如果你自己在本职之内什么实质性的事也没有干，却把一切都寄托于内帑之上、中央政府拨款之上，这本身就是官僚的行为；因为你这等于推卸了自己的全部责任。

皇帝推卸自己责任的方式，就是重用某个大臣，让他全权负责某些具体的问题；当然了，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这个大臣的失职了；与他这个皇帝无关了。

大臣们推卸自己责任的方式，就是开口闭口请皇帝发内帑、或拨款；当然了，如果皇帝不发内帑、拨不下款，那事情解决不了自然是皇帝的责任了；与他这个主管官员无关了。

大明帝国皇帝也好，官员也好；实际上都是用官僚态度应对帝国危机的。

内帑到底有多少钱？按理说它不应该是件神秘之极的事，因为这笔钱绝不是某几个人为了私利偷偷送给皇帝的，也不可能是皇帝悄悄从经手钱中偷偷苛扣下来的；这笔钱都是源于一个正规的财政途径；更主要的是这笔钱的征收、管理绝不可能是皇帝亲自负责的；这笔钱有多少，怎么可能成为永远让人争论不休的秘密呢？

泪痕以为，内帑是普遍官员推脱责任的最后避难所，所以谁也不会、也不敢真正去分析内帑到底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