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种事情在崇祯二年浮出水面后，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敢否定这种事实；他们只是反复说“此从来陋规”；只是反复说如果因此去处罚具体的某个官员，实在有些冤枉这些官员。

崇祯初年，刘懋向皇帝说：“今日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一，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

面对以上事实，官员们虽然都有各自的看法，但显然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敢说这不是事实。

以上历史内容，出自《烈皇小识》、《崇祯长编》，转引自樊树志《崇祯传》。

当然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兵部、将领吃空饷；吏部买官卖官；监察部门收取官员贿赂；地方的父母官自然更不会落后了。

“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务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

“巡按查盘、访辑、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遗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见《明史、梁庭栋传》）

“一个总督巡抚的职位，没有五六千两银子是到不了手的；一个道台知府的差缺，没有二三千两银子是到不了手的；以至州县衙门的主官及佐贰之缺额，都各有定价，甚至而至于举人监生及衙门吏胥的人选，也多以贿赂成交。”（见韩一良的奏章）

至于军事系统内，就更得一蹋糊涂了；虚冒军费更是普遍之极的事。万历皇帝死后，官僚集团终于说服了新皇帝拿出二百万两的内帑给军队发“奖金”，但结果呢？“荷戈之士未沾，文武私囊丰满”。（《明熹宗实录》，转引于徐凯《泰昌帝、天启帝》）

在这种背景下，某个官员的清廉根本于事无补；他们能保持自己的清廉已难能可贵了，如果指望他们去反腐倡廉，那实在是强人所难了。

这也就是韩一良，打死都不敢实指一个贪污、受贿官员的原因。因为让一个官员去做这种事，那实在等于是要他的命啊，这实在等于把他推向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对立面了。

我们从以上事情可以看出来，明帝国政府后期财政收入虽然没有缩水（加上辽饷那是增加了），但实际上已缩水了一半以上。而所谓的东林党人呢？显然对此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也没有积极去尝试过解决它。

一心想中兴帝国的崇祯皇帝；终于一点点的发现了帝国的真相；却也是一筹莫展。

年少的崇祯皇帝；总认为自己政治才能非常高明，因为他曾一举打垮了势力巨大的魏忠贤的集团。但？魏忠贤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皇帝手下的奴才罢了！皇帝想杀魏忠贤这种人，那是轻轻伸出个小姆指就可以实现，如果魏忠贤这种奴才都能挑战皇权，那大明帝国早就灭亡一二百年了，哪能轮得灭亡在崇祯皇帝手中。

夸大魏忠贤的罪恶、势力，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推卸自己罪恶的一种手段罢了。魏忠贤死了，年少的皇帝感觉中帝国的中兴就在眼前了；但这只是年少皇帝的一种幻觉，打垮一个魏忠贤及其集团，那实在太容易了；但打击、抑制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皇帝却是直到死也没有做出任何一丁点儿实质性的成绩！

魏忠贤还在宫里当杂工之时，明帝国边防、财政危机就已无可抑制了越来越严重了；魏中贤成为九千岁后，明帝国边防、财政也不过是逼德性罢了；当然了，魏忠贤死后，明帝国的边防、财政仍然不过是副德性罢了。区区一个魏忠贤，对明帝国的衰亡能有多大的意义？

帝国政府所掌握的资源都已被各种利益群体（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将领）通过种种渠道侵蚀殆尽了。虽然从帐面上帝国政府每年依然保持着巨大的赋税收入、保持着庞大的军队、军费；但一切只是帐面上的；他实际上都已流出了政府控制的范围。也正因为如此，帝国政府才变得越来越衰弱，越来越无力应付各种随之而来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如果想改变自己衰亡的命运；只有大力打击政府、军队内部的贪污问题；只有恢复帝国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恢复赈灾系统，还有限制土地兼并、及高额的地租。但我们知道，上述内容帝国实际上哪个也无去做到的。因为这些做法，都是与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利益的表现。帝国政府哪有这种本事呢？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只有增加新税了！

政府增加新税自然让人讨厌，但所有反对增加新税的观点，都是一些陈腔滥调；总而言之，这是饮鸩止渴的作法；老百姓生活已非常贫穷了；这种种说法，凡长脑袋的人都知道；真正的问题是：帝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呢？他们却显然都含糊其词了！做为帝国高级官员，如果不想着如何具体解决办法，就这样一昧的说漂亮话、空话、官话，真的很伟大吗？

帝国的政府资源；在崇祯当皇帝之时，实际上已流失了一半以上。所以帝国政府在维持正常职能之时，在帐面上已全是赤字了。即使在增加辽饷之后，也是如此的。

如何解决帝国财政上的赤字呢？

帝国官员自然不敢把矛头指向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只敢把矛头指出皇帝的私房钱。这种作法，当然没有什么错误，但一个劲的危言耸听的、把帝国的命运归于皇帝的私房钱上，就实在错得惊人了。因为面对一个人口上亿、地域数百万平方公里、常备军队在一二百万、官方在册田地7亿亩的帝国之中，皇帝的那点私房钱，真的能决定帝国命运吗？

我们也许常常听到有人说，如果全国人民一人给我一毛钱，那我就发了；是的，即使全国人民都只给你一毛钱，那也就是一亿块钱！这一亿块钱如果孤立的去看，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如果摊在一个非常大的基数之上，那就非常渺小了。皇帝的私房钱，实际上也是如此的。

真正决定帝国命运的，绝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帝国每年50%、60%、甚至百分之七八十的资源，都已让他们通过地租、贪污、受贿、转嫁赋税等方式弄走了；所谓皇帝的私房钱，最多不过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分子罢了！

[注1] 万历时，官民田总七百一万三千馀顷。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起运百九十万三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起运千三百三十六万二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二万三千六百馀锭。屯田六十三万五千馀顷，花园仓基千九百馀所，徵粮四百五十八万四千馀石。粮草折银八万五千馀两，布五万匹，钞五万馀贯，各运司提举大小引盐二百二十二万八千馀引。（摘自《明史、食货志》）

夏税米麦4685万石；秋粮米2203万石；屯田等征粮458万石；大小盐引222万余引；这些加起来怎么也得折合当时白银两千多万两吧。再加后来增加的辽饷，一年收入就接近三千万两白银了。

四、帝国政府职能的丧失

在朱元璋、朱棣统治明帝国的半个世纪里；帝国政府在一次战役中所投入的军事资源，是明末想也不敢想象的。朱元璋百战创业之时的军事盛况就不需要多说了，我们看看朱棣第三次远征蒙古之时的盛况吧。

“这是一支不同寻常的队伍，在数十万大军之后，尾随着上万步骑保护下的，由驴马三十四万匹、车十七万七千五百多辆，民夫二十三万五千多人组成的庞大粮队，运送着二十七万石北征军饷。（《明成祖实录》卷二四六永乐二十年春二月乙巳，转摘于商传《永乐皇帝》）。

帝国政府一次可以调动如此巨大的军事资源投入战争，在明末是不可以想象的；也是从未见过的。

明末财政危机，是因为军事行动太大引起的吗？显然也不是的，至少与明初相比是如此的！

在明帝国初期，长城以北主要是瓦剌、鞑靼相互相争雄、其势力虽然不能与宋代的游牧民族相比，但比新兴的、坐困东北一隅的后金势力，那实在是太强大了。

明末财政危机是因为外患太强大引起的吗？显然不是的，至少与明初相比是如此的。

而且明帝国初期处于百废俱兴之时，大规模的营建内地城池、边防重镇，疏通运河、新建水利、修建道路；向远方张扬国威；所耗费的人力、物力，都是明末望尘莫及的！

别的耗费我不说了，就是修建长城一项想起来也是惊人的。因为宋元时期长城控制在契丹、女真、蒙古人手中；所以长久的荒废着；明初修复、修建万里长城。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明末可以想象的吗？

用于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工程，我们也不说了，就是武当山建筑群的修建，说起来也是惊人的。三十万军夫、历时十多年在武当山上修建庞大的建筑群。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明末那些营建可以想象的吗？

明末的财政危机是因为耗费太大引起的吗？显然不是的，至少与明初相比是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