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想解决这些问题，那实在太难了；帝国上下都希望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当然了，帝国上上下也相信肯定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这就是袁崇焕神话永远不倒的原因！

帝国灭亡，是既得利益集团肆意扩张的结果；但既得利益集团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也绝不会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因为一个人想发表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思想，那注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于是袁崇焕的神话就存在了，好象既得利益集团怎样肆意侵犯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只要能找到一个袁崇焕式的英雄人物，就可以保证他们的统治万世不拔！

[注1]：由建文朝开始至正统朝为止，夏秋二税米麦一般都在三千万石至三千二百万石之间。如果加上军队屯田的屯租（子粒）收入，最高时米麦曾达到五千四百余万石。折色和税课的收入增长得更快，如果茶、盐、铁、布匹、棉布等。（摘自《百卷本、中国通史、中国明代经济史》）

一年三千多万石的米麦，再加上盐、铁等收入，折合成万历年间的白银，怎么也得有两千多万两白银吧。

三、帝国政府资源的流失

帝国每年赋税方面的收入，实际上并没有减少；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年两千万两白银以上。只是帝国后期主要通货成了白银，而且人们为了神话皇帝的内帑、夸大矿税、三饷的意义；所以使人们对明末帝国财政收入总是一头雾水。明末全年帝国财政收入，应该与从前没有多大差别，折合成当时的白银应该仍在两千万两白银以上。[注1]

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需要供给皇室、贵族、官僚、太监生活用的；而这笔费用通常总是处于一种上涨的趋势之中，因为贵族人口是处于不断上涨的，官僚、太监的人数也总是处于不断上涨的趋势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俸禄、福利（免粮、免丁）总数，自然会越来越多。

但这一切都是明面上的，它实际上不会对帝国财政构成真正威胁。因为相对于帝国那样大的经济基数而言，这种支出虽然不断增加，但它总是有限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社会奢侈消费的风气越来越浓。因为社会上拥有万千财富的豪富之人越来越多；他们会自然而然的推动奢侈消费。在这种背景下，普遍贵族、官僚、太监、缙绅自然不会满足于政府给予的那些合法的、既有的物资（皇室当然也不例外）；而且所谓的贪污有理、受贿无罪的理论越来越响彻天地，而且这种理论谎言千遍成真理，遂被当时、后世普遍人所接受。于是各种公开的、半公开的；合法的、半合法的贪污、敛财方法堂而皇之的存在于政府各个角落。

总而言之，皇室、上层贵族、上层太监、普遍官僚成员的实际收入、实际享受的福利，在他们经过种种合法的、半合法的、完全违法的努力后，早已远远超出了帝国政府所规定的范围。他们为自己这种行为辩护的理由是，明太祖为他们定的工资标准实在太低了。

是的，在官僚集团利益不断扩张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他们定的工资实际就是太低了。因为做为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也得娶个三妻四妾，还得养一大堆奴仆（抬轿的、跟班的、打杂的、丫环、保姆、做饭的、养马的），还得保证自己亲人都能过上“有闲”阶层的日子，还得隔三岔五的向上司拉关系送钱，更得保证大笔用于应酬、交际的酒水钱、、、、、。如果官员们普遍追求的生活标准是这样的，那明太祖给他们定的工资的确太低了！而官员们的这种生活标准，后来在人们看来简直是天经地义的，既然如此，他们除了撒开手贪污、受贿之外，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既然如此，他们贪污、受贿能不算合情、合理的吗？

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当然也要占统治地位；所以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虽然荒谬、荒唐、无耻，但在当时、甚至在后世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所谓明末官员工资太低，所以贪污、受贿合情、合理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官员收入低，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的水准（他们认为应该享有的生活水准）越来越高了。当然了，通常中央政府的清水衙门最先哭穷；因为县令、甚至乡长之类的芝麻、绿豆一样的官，通常都可以享受到上述官员的生活标准（因为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官，敛财的机会、渠道非常多），而他们这些级别非常高的官员，如果按工资去消费，永远也达不到上述的官员生活标准。于是他们自然会大喊小叫，有机会、渠道捞取钱财的官员们，为了让整个官僚集团站在一条战线上，就自然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中央、地方的各个清水衙门都分上一杯羹。韩一良在奏章中说：“臣两月之内推辞书仪五百两，臣寡交于交际犹然如此，其余可以类推”。

最后大家都通过这种非法的手段，普遍享受到了官员们应该享有的标准；最后大家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于是就编造种种贪污有理、受贿无罪的理论。

而这种无耻的理论一旦成为社会主流的思想，那帝国官员在贪污、侵蚀帝国政府资源时还有什么好客气的呢？

为了证明官僚集团扩张利益之时，是如何无耻的、肆无忌惮的为自己利益辩解；并且最终谎言千遍成真理。我们再举一个明末最常见的例子。

“朱翊钧却认为少一员官就少一份俸禄，还可以免听官员们“聒噪”，落得耳根清净，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递补。这种离奇的做法使国家的中枢机构处于半停顿状态，大大助长了官场中的因循拖拉风气．也为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这段话摘自顾诚《明末农民起义》）

“没有皇帝的批示，缺官是无法推补的，当时不仅中央政府部门缺官不补，地方政府也不例外。”

“大最官员长期不补，在职官员心灰意懒，杜门不出，使各级政府机构濒临半瘫痪状态。这是神宗怠于临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段话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泪痕以为，顾诚先生、樊树志先生对万历这种批评；完全是明末官僚集团谎言千遍成真理的结果。因为，根本用不着任何历史修养，只要有一点点历史常识就会知道这全是谎话。但这种谎话，竟然让现代历史学者普遍接受；顾、樊这种话不过是最具代表性的罢了。

官僚集团是社会的强势群体之一；从普遍意义而言普遍人都想挤入这个群体之中。而由此引来的后果就是，这个社会群体总会变得人数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常识，也是社会常识、政治常识；所以精简政府机构、精简政府官员，常常会成为普遍政治家的成天呼喊的口号；当然了，这通常只是以口号开始、也会以口号结束。因为面对一个大家都想往进挤的社会群体，你想精简它，那你的本事也实在太大了。

宋代有“冗官”之说，清代有“灾官”之说，我们现代社会中也有“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说法。在明末我们看到的竟然是帝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普遍缺官已无法维持政府正常运行了；真是怪事年年有，但明末也真是太多了！

“冗官”、“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等说法好理解，清代所谓的“灾官”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买官成风的社会中，大家都排着队买官，卖官的人也是恨不得一天卖他几十个官；这种结果就是：许多人花钱买上了官，但这个官是空头的、或是候补的，递补一个实缺那实在不知道等到牛年马月，有人当候补官员足足当了十七八年，还是没有熬到头；（幸好大清皇帝还比较有威严，否则？所谓官员不够用的言论肯定也要高涨了），但空头的、候补的官，也总是个官，他们也需要维持官员的体面排场。问题是：他们又缺乏实际贪污、受贿、敲诈别人的机会，却又去按官员的生活标准摆排场，那结果必然是把自己家给弄败了！一个做这种官，是福是祸还真难说清楚了。

而当时俗语有云；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官场现形记》说：“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补官员总有好几万人。”（以上内容转述于蔡磊主编的《中国通史、清代历史卷》）

看看大家为了当个官，是多么的不容易；皇帝如果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艰辛，被挨骂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看看排着队等着当官的人有多少？如果皇帝不给他们积极解决工作岗位，他们能不着急吗？

官员工资少，所以贪污、受贿有理；皇帝昏晕，所以帝国官员不够用；这种理论的高涨，本身就是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空前膨胀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资源不大量流失可以想象吗？

明帝国后期，“工部召商采办时的宿弊，经办官员层层收取回扣，工部名义上发银一千两，到商人手上只不过三四百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