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思想上也占有统治地位。所以威胁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比如李琎那种异端邪说），在当时主流社会中永远也没有敢响应；甚至有人敢表达这种思想，所谓的清流也恨不得拿刀杀了他。东林一系的钱士升对李琎反应更是激烈异常，他认为应该马上把李琎关时监狱去。

而对地主阶级利益构成帮助的思想（比如反对帝国政府加税、让皇帝拿出私房钱）永远会在社会中上响彻天地；因为这种思想，对地主阶级利益没有任何害外，相反在地租与赋税的竞争中，对地租继续保持、扩张有着显而易见的帮助；那当然了，更主要的是他们在打着为帝国百姓利益的旗号。

但我们也必须得知道；帝国的赋税如果不增加；是不是地主的地租就会原地踏步不增长，甚至会适当减少呢？如果我们不是把社会当童话看，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从这层意义上，帝国政府赋税的增加，只是侵犯了地租扩张的空间；即使政府的赋税不增加，农民的收入还会因为地租的扩张继续缩小。

既然帝国普遍的人都认为帝国加税，已把农民逼到绝路上了；所以他们一个劲的反对加税。但手中握有的众多田地人们，可不可以少向佃户收点地租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年头，在政府横征暴敛下，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就是那些最自命为百姓利益呼喊东林党；他们、他们家族、他们密切来往的圈子，不是靠地租维持体面生活的人恐怕也没有几个。比如后期最为著名的东林党人钱谦益，泪痕虽然不清楚他家到底有多少田地，但从他奢华的生活来看，他家田地应该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注1]。他们是不是会收取比当时低很多的地租呢？显然是不会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没有理由不大肆宣扬自己的这种善举。

在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那些成天喊着老百姓穷、老百姓可怜的大善人们，那些成天喊着如果这样下去，帝国就会国将不国的大明白人们，他们家如果有大片的田地（通常他们家里面总会有大片田地的），他们真会向农民少收点地租、甚至不收地租吗？如果我们不是把政治当童话看，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了，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为了生存他们也没有办法啊！

从理论上，帝国政府加税，并不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为我们前面已分析过；帝国政府加一千万两白银，也无非是向每亩地平均多收取四五斤米罢了。如果增加这么点税收，就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那也实在太不符合我们的常识了。而且如果多收这么点赋税，就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的威胁，那普遍土地所有者收取比这高十几倍，几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再从理论上讲，帝国政府加税，只有向田地加税罢了；而田地普遍都在地主阶级手中；这种税只地使地主阶级利益受到点损失罢了，这种加税法，还会使地主阶级扩张的脚步放慢呢！杨嗣昌在大谈加税时，大约就是抱着这种观点。[注4]但利益面前，理论永远是苍白的。有句老话早就说尽了，羊毛他永远出在羊身上，指望他出在狗身上，那怎么可能呢？

经济上处于强势的阶级，在剥削下层阶级时；通常都是贪婪的没有节制的。只要下层阶级除生存之外还有剩余，他们就不会停止剥削的脚步。在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生产力不知比从前提高了几十倍，但社会普遍无产者依然每天需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一天不过是二十四个小时罢了）；却只能取得维持温饱的工资。[注5]

但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他在维护自己利益、监督政府方面，绝不是封闭、孤立、分散的小农阶级可以比拟的！所以劳资之间的利益可以通过相对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解决，而无产阶级利益被压榨到近于极限也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初期。

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却显然实在太难和平的、理性的得到缓和。虽然在农民利益高额地租下逼得已走到了生存边缘；但他们之间却无法达成任何可能缓解的方式；甚至而言，整个社会都没有人敢把地主阶级高额的地租归为帝国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他们只是把一切矛头指向了帝国政府，把帝国皇帝的私房钱、帝国政府加的税归为帝国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

但帝国的税不加可以吗？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帝国财政的大窟窿，是明摆着存在的；而不加税却显然无法补上这个大窟窿；至少所谓的“阉党”、东林除此之外都没有办法补上这个大窟窿。

而且帝国不加税，是不是地租数额就会停在原地不前进、甚至减少呢？显然是不会的。只要土地兼并的步伐不停止，地租的数额就不会原地踏步，更别说指望他减少了。既然如此，一个劲的反对帝国加税；有什么意义呢？他真能挽救帝国的灭亡吗？

至于皇帝的私房钱，我们在第一节中也论证过；这笔钱即使真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大（3700万两白银），但它对于整个帝国的经济而言，也是杯水车薪的。

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们自然不敢把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归为高额的、垄断性的地租越来越充满整个帝国。他们只有从此之外寻找帝国灭亡的原因。当然了，把这矛头他们敢指向皇帝、指向政府，就是不敢公然指向地主阶级（因为这个阶级是帝国所有强势群体的联合体）。

我们习惯性认为，帝国吏治的败坏是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但帝国的吏治为什么地败坏呢？当然了，最简单的、最省事的方法就是把一切归于官员们的道德；但这种分析历史的方法，永远不可能触及到历史的本质。因为唯物物史观不是有句名言吗，是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

[注1]万历四十六年，“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崇祯四年，“乃于九厘之亩复征三厘，共增赋税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

[注2]那些富贵之家日常必需品的消费所占比例显然会大大低于普通家庭。他们除了吃穿用度相对奢华外，还会将更多的钱投入文化娱乐以及奢侈品的消费中。比如，明末的钱谦益，曾以一千二百两的高价购入宋版“两汉书”，后来，娶柳如是后，因建绛云楼资金不足而以千金之价转让给了鄞县的谢象三。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十六《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四部丛刊本。转自余新忠《明清家庭史》

[注3] 无何,武生李琎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士升恶之,拟旨下刑部提问,帝不许,同官温体仁遂改轻拟.士升曰 :"此乱本也,当以去就争之 .《明史、钱士升传》

[注4]嗣昌曰：“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明史、杨嗣昌传》）

[注5]里昂是法国丝强工业的中心，约有九万名工人。他们深受工厂主和包买商的残酷剥削，每日工作15到18个小时，但工资仅有十五个苏，只能买一磅面包。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少。

摘自《国际工产主义运动史》

第二章帝国的吏治

帝国的吏治（上）

帝国初期，通常都是刚经历完大战乱后；所以帝国政府容易掌握众多无主的田地、荒地，他可以很容易的保证普遍农民都有自己的耕地；如果帝国皇帝再对开国功臣、社会的豪富阶层进行强有力的打击，那新兴的地主阶级就更难成长起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帝国初期它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地主阶级还处于非常弱小之中。[注1]

吏治的败坏，对普遍孤立的、分散的、弱小的自耕农而言，实在没有多少利益可言，所以他们不会极力推动吏治全面败坏的，而且他们也无力推动吏治全面败坏。

从这层意义上，在小农帝国中，如果社会中是以自耕农为主要利益群体，那它的吏治自然容易得到保证。

但吏治的败坏，对于普遍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社会强势个体而言，却显然存在着太多显而易见的利益。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显然会极力推动吏治的败坏！逃避赋税、转嫁赋税；兼并土地、压榨农民；依靠经济优势欺凌底层民众；侵吞国家财产；这一切在吏治败坏之时，才可以最大限度的得以实现；如果吏治严明，他们从哪获取这种利益呢？

从这层意义上，在小农帝国中，如果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官僚、庶民地主势力越来越大之时，那它的吏治就难以得到保证。

一个帝国吏治的好坏，通常与官员的道德水准无关；一个只要自命为唯物史观的人，就不应该动则把吏治的好坏归于所谓官员的道德。因为唯物史观有一句经典的话：“是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