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无可抑制，明末的地租份额，与明初相比；那实在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帝国的经济资源的50%、60%以上都通过这种渠道流向地主阶级手中； 这笔经济资源是帝国政府无力支配的；这笔经济资源也是普遍百姓无福享用的。仅此就已够可怕了，更主要的是这笔庞大的经济资源，他已走向了帝国政府、社会的反面；地主阶级利用这样庞大的经济实力，更肆无忌惮的继续侵蚀帝国社会、政府所剩的、越来越少的经济资源。于是帝国经济危机遂越来越无法挽回。

这才是帝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

但？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也必然占有统治地位。所以在明末之时，所谓忧国忧民的学者、官员伙矣，但谁敢把帝国政府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所以在分析明帝国灭亡之时，哪个学者敢把帝国灭亡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皇帝的私房钱遂被传得越来越神；也正是这种背景下，所谓的“三饷”被说得越来越神；好象帝国的灭亡，真这点银子造成的，也是这么点银子就可以挽回的！

[注1]；由于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和明政府实行垦归己，“永不起科”的奖励政策，大量的荒田得到开辟，只是到了嘉靖年间开始，直到万历时，全国土地得到清丈，才有了准确有数字，总额达到700万顷，又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实行了一条鞭法，按亩征银，“无田不税”，从此“永不起科”政策宣告废除，直到明末，耕地数字一直保持在700万顷以上。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注2]；明代1石米重120斤， 但明代的“斤”比今天的“市斤”重一些,据文献和考古证明，明代1斤约合今天1.5733斤，接近1斤6两。那么，1石就等于120斤×1.5733，约合现在的188.8市斤。

[注3]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及其整个中晚期，米价涨了。1石米的价格浮动在7钱至1两银子之间，

[注1]、[注2]出自网文《明清物价初探》作者不详。

[注4]；明代地租有分成制、定额制；租率均在50%以上。、、据《日知录》记载，明代江南地区的亩产量多者不过3石，少者仅1石多。平均以亩产以2石计算，每亩租额至1石2斗或1石3斗，多者达1石5斗，地租率达到60%至70%；每亩收租至1石6半、1石8斗甚至2石的；地租率达到80%至90%，个别的甚至达到100%。《百卷本、中国通史、中国明代经济史》。

[注5]我们在分析明末历史时，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虽然加上其它的经济，会使我们更容易感到所谓几百万两银子，那真是区区几百万两银子。但它却会使文章的观点淹没在太多的史料之中，所以我们只有单拿农业经济来论证观点。

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神圣的

在万历四十六年到崇祯三年那13年间；帝国政府所加的辽饷，最多时只是五百二十万两，平均一亩地加9厘银子罢了；这九厘银子按当时物价等于多少斤米呢？（一石米0.7-1两银子），能买现在不到2.5市斤米。

从崇祯3年到崇祯10年，辽饷一共加到650万两；[注1]一亩地平均加银一分二厘罢了；这一分二厘银子按当时的物价能买多少斤米呢？大约是3.2斤吧！

当时还没有出现所谓的剿饷、练饷。

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加这么点银子；就足以让帝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那普遍地主收取这十几倍、几十倍、甚至近百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剿饷，征收于崇祯10年，一年二百八十万两。在崇祯十二年时结束。

练饷征收于崇祯12年，合计七百三十余万两。

所谓三饷，就是在帝国征收最穷凶极恶之时（那时帝国已乱得一蹋糊涂了）；也无非是每亩地平均多收了五六斤米罢了（大约折合当时一千五百多万两白银）。而且这仍然是以米价7钱银子计算的，事实上当时米价哪有这么低的？当然了，这也是以帝国政府能够足额征收而言的，事实上帝国政府当时哪还有这种本事呢？

做为一帝国，真的有可能亡于帝国政府一年一亩地多收了二三斤米(六七百多万两白银)、五六斤米之上（一千三四百万两白银）？如果我们真相信这一切，那也实在是把政治当童话讲了。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多收这几斤米，就足以成为帝国灭亡的原因，那普遍地主征收远高于这种数额十几倍、几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导致帝国经济陷入于危机之中的主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出现的越来越高的、越来越普遍的地租。帝国的经济资源，50%以上都通过地租的形式流入了少数控制土地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皇室、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庶民地主、缙绅、大商人）；这已足够可怕了，更可怕的还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依靠手中越来越强大的经济资源，却是仍肆无忌惮的扩张着自己的利益；他们向上肆意蚕食着政府手中“横征暴敛”来的资源、向下肆意侵蚀着普遍百姓手仅剩的经济资源。

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所占帝国经济资源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才是帝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这实际上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笔从劳动人民手中掠夺走的经济资源，实际上是所谓“三饷”的二三十倍。

但对此，据说最忧国忧民的东林党人，恐怕最多也只是含糊其词，谁也不敢对此去深究。如是他们敢那样，实在等于站在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如果他们敢这样做，他们实在是不想在社会上混了。

一个人得罪皇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开口闭口说皇帝“贪财”闹得国将不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你敢得罪统治阶级、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那后果可实在太严重了。一个敢大呼这种言论，那肯定是想自绝于人民！

但在明末，有一个不信邪的人叫李琎。崇祯9年，他向皇帝上书说现在社会的财富都到了少数有钱人家里（在小农帝国中，当然普遍是源于地租），如果制定种种法令让他们拿出钱来，那帝国的财政危机马上就可以解决了。这种论调，一下子把地主阶级给打晕了；这种论调竟然会出现在帝国的主流社会之中；这不要造反吗？

于是他们对于这个妖言惑众的李琎恨不得一棒子打死；东林一系的钱士升更是激动的大呼小叫，好象这种论调敢出现，真是国将不国了；好象如果不把李琎这种妖言惑众的家伙抓进牢里、或是砍了头，那帝国就会要大乱了。[注3]

虽然是皇帝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但对于李琎那种可以解决帝国财政危机言论也是深以为然的。但皇帝终究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他实在不敢采用李琎这种要得罪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

李琎还算幸运，他这种妖言惑众；按清流士大夫的意见，恐怕最次也得抓进大牢里面，会不会被杀头，恐怕只有求上帝保佑了；因为清流士大夫给他上纲上线定的罪是：“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倡横议以摇人心，岂直借端幸进已哉”？（《明史、钱士升传》）

但李琎有幸遇见了残暴的崇祯皇帝、著名的奸臣温体仁；事实上只有残暴的皇帝、祸国殃民的大奸臣，才会想法保护这种死有余辜的狂徒。当然了，皇帝与温体仁也绝不敢公然说李琎这种妖言惑众无罪（如果这种公然挑战统治阶级利益的言论都无罪，那发表什么言论才算有罪呢？），皇帝与温体仁只是说如果惩罚进言者，那以后谁还敢进言呢？

就是皇帝、宰相都认可这种言论，他们也只有把这种认可压在心底；谁也不敢公然支持一下这种言论。至于普通的官员、百姓谁敢发表这种言论、公然支持这种言论，那肯定是不想在社会里混了。

一个人想非议皇帝，说皇帝应该拿出私房钱，说皇帝贪财好色弄得国将不国；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皇帝实在不敢把你怎么样了，就算皇帝敢把你怎么样了，这以后也是你在政坛继续混的资本。但你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的利益，后果一定很严重。

对皇帝的利益扩张（收取矿税），你如果大发反对之声、大肆阻挠，，就算皇帝敢降你的级、免你的官、甚至让你进监狱。但？整个社会（当然包括整个上流社会）都会支持你；这种东西通常总会转化成无形的政治财富。

但对地主阶级的利益扩张（日益普遍的、越来越高的地租），你如是敢大发反对之声、大肆阻挠，就是皇帝非常认可你、欣赏你，你也注定是要进监狱的，因为你这种言论是注定要得罪整个上流社会的。区区一个皇帝，哪敢为你去得罪整个统治阶级呢？

你别看所谓的清流士大夫一副清高之极的样子，但他们、他们的亲朋好友，有几个是“躬耕于南阳”的？有几个不是靠地租相关的东西维持体面生活的？至于所谓的贪官污吏、皇亲国戚、地主恶霸就更别说了。你说日益普遍的、越来越严重的地租，是导致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他们谁会支持你呢？

泪痕也非常相信钱士升的观点；因为皇帝如果真敢采用李琎这种妖言惑众的观点，那帝国恐怕真国将不国了。这个帝国不过是地主阶级统治的工具，皇帝不过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罢了；如果帝国、还有皇帝敢站在这个统治阶级的对立面，那崇祯皇帝他真是不想继续往下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