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真心诚意地服从你们的长官，相信他们的命令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天皇命令你们归队。
反对向中国拓张的青年军官在1936年控制了东京。他们起义的失败导致了同美国的战争。
如果继续顽抗，你们就成了违抗敕令的国贼。你们曾相信自己做得对。现在，你们既然知道错了，就不该继续背叛陛下，成为国贼，遗臭万年。回头是岸，为时不晚。你们过去犯的罪行会得到赦免。你们的父母兄弟，全国的男女老少都真诚希望你们回头。立刻离开现在的阵地，回原部队。”
叛军士兵开始以疑惑的目光面面相觑。可谁都等待别人先行动。到上午十点左右，叛军的团结开始瓦解，三十五名下士官兵带着步枪和机枪离开了阵地。中午时分，除了在首相官邸和山王旅馆的几个小分队外，几乎所有士兵部回到所属部队。下午二时，飘扬在首相官邸上的旗帜落了下来。一小时后，军部通过电台宣布，叛军已投降，未发一枪一弹。
叛军领导人仍然在陆军省和山王旅馆，皇军没有采取行动去逮捕他们，目的是想给叛军首领一个机会表现出武士道精神。荒木大将是钦佩他们的精神并同情他们的动机的。他要求他们切腹，因为他肆无忌弹地做出使天皇伤心的事。青年军官们曾考虑集体自杀，但最后还是决定让军事法庭审判，因为在审判他们时可以像相泽那样，唤醒国民注意折磨着日本的腐败现象。
然而，有个军官仍拒绝投降。野中四郎大尉独自离去。他写了一份最后声明，对他所在的师团三十多年来从未打仗，而别的部队却在光荣流血表示遗憾。他说：“近年来，国内卖国贼的罪恶竟然要用我们在满洲和上海的同志的鲜血来偿还。如果我今后碌碌无为地在帝都苟且偷生，何以对得起那些人的英灵？我是神经错乱呢还是个傻子？我的出路只有一条。”他在声明上签了字后便走上这条路：切腹。
那天下午四时三十五分，疲乏不堪的迫水把吊唁者召集到冈田私邸，宣读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详细说明松尾去世和冈田脱险的经过。听众惊喜交集，一时说不出话来。有人终于高呼“万岁”，其他人也跟着喊了起来。消息立刻在近邻传开。
二•二六事件就这样结束了。那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流血暴力事件，但死的只不过七人，叛军和平地投降了。在那次事件中，妇女们表现出最大的勇气，而将领们却动摇不定。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那次叛乱不外乎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制造的又一次大屠杀，而了解其意义的人屈指可数。但苏联人却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左尔格，他正确地推测到这次叛乱导致向中国扩张［1］。事情是过去了，但是好像在池塘里扔进一块石头一样，其漪澜却波及到太平洋彼岸。
[1]
左尔格博士给莫斯科的详尽报告中分析了引起此次叛乱的深刻的社会动荡。左尔格还把德国武宫获得的材料中的精彩部分拍成照片送到莫斯科，其中包括两名叛军军官在上一年写的一本秘密小册子，题为《整肃陆军意见书》。红军第四局对其新间谍颇为满意，并提出要如下情报：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日本的对外政策？它使日本更加反苏还是相反？
在一位与高级人物有联系的新闻记者和一位艺术家出身的共产党人帮助下，左尔格回答了这些问题。他并且指出，二•二六事件将导致或者是社会改革，或者是长期对外扩张。如果扩张，必将朝中国方向。他说得非常谨慎客观，因为他明白，与柏林和华盛顿不同，
“莫斯科十分了解中国和日本，不会轻易受骗”。
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尚认为，这场叛乱是共产党特务煽起的。他们宣称，真崎大将在叛乱发生前，曾秘密与左派领导人会晤。他们指出，不仅是青年军官，而且是北一辉本人都无意地充当了共产党的工具。共产党的计划是想通过那些既宣扬“社会主义”，同时又宣扬皇道的理想主义者的行动，使日本共产化。共产党深知崇拜天皇的威力，他们想利用天皇制，而不是废除它。左尔格本人也多少同意这一说法，他后来对一位朋友说，日本共产党与这次叛乱可能有关系，建立一个天皇统治下的“共产主义的日本”是可能的。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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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1923年大地震后那样，五百万东京人虽然松了一口气，但总觉得心神不安，在叛乱过程中，他们对年轻的叛乱分子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同情。他们第一次几乎异口同声地谴责叛军，同时也批评了陆军内出现的目无军纪的倾向。
发生五•一五事件时，国民相信军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通过直接采取武力行动，能挫败腐败的党派政治，并纠正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但是，腐败现象和社会不正义现象却依然存在；现在，经过四天的无法无天的动乱，公众已失去对武力的盲目信任，他们要求恢复秩序
—几乎是不惜任何代价。
虽然，歌舞剧院在上演歌颂复仇、暴力和不惜流血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忠臣藏》时仍场场满座，但支持陆军中统制派的人有增无已，认为统制派似乎能结束动乱局面。“统制”这个名称本身就适合眼前的需要
—纪律，尽管它的真正含意却是要统制中国。
文职领导人同样希望恢复法律与秩序，他们以开始进行粉碎皇道派的活动，这就无意中敞开了大门，使自己的力量逐渐被军方削弱。
当外相广田弘毅组织新阁时，从表面上看，文官们好像取得了新的权力。格鲁大使告诉国务院说，广田将“约束驻满洲和中国的陆军的危险倾向”，并在日记中写道，他对首相人选表示高兴，“因为我相信广田是一位坚强而稳健的人物。虽然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陆军合作，但我认为他将尽力妥善处理外交事务……”
广田一上台，就似乎很有希望。他挑选公开亲美的外交家吉田茂当外相。但是，由于陆军的激烈抗议，他只好作罢。这件事还只是一系列妥协行动的开端。在新首相接受陆军提出的关于将来任何陆相人选都必须由陆军“三长官”批准的要求时，他的妥协达到了高潮。这种做法似乎无关紧要，实质上却又走了老路，意味着国家各项政策要听凭陆军主宰。如果军方不赞成某内阁、陆相可以辞职，“三长官”拒绝批准其他任何人出任陆相，这样便可倒阁。只有当某一内阁适合军方的口味时，陆军才会选派陆相人选。所以，这意味着自动放弃文官对国事的最后控制权。
陆军首脑虽然逐渐扩大左右政治的权力，但这却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他们首先要致力于防止发生另一次“二•二六”事件。他们认识到，不管纪律多么严，都管不住那些充满理想、热衷于消灭贫困和腐败现象的青年军官。解决的办法在于铲除产生不满的根源。要这样做，就必须改变被叛军所认为的自由经济的罪恶。就在那个时候，满洲的定居者要求将他们给满洲带来迅速物质发展的计划经济应用于国内。但是，这样全面的经济改革应该由谁来执行呢？资本家忙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他们的仆人—政治家—不但不适合做这一工作，而且早已丧失了公众的信任。又鉴于陆军公开插手政治必然使自身遭到腐蚀，那么只有一个办法：“推动改革”又不过多地介入。
为了预防公众的对立，陆军首脑把荒木、真崎和十几个同情皇道派的将领列入有职无权者的名单，把许多少壮军官调到无关紧要的岗位上任职［1］。
在叛乱期间宣布的戒严令月复一月地继续执行，报纸受到严格控制，不同政见沉默了。叛乱分子受到匆忙的秘密审判。十三名军官，四名文官，包括北一辉在内，被处死刑。7月12日，他们被绑在刑柱上，蒙住眼睛，前额画了靶标。曾经协助刺杀渡边大将的高桥少尉唱了一首歌后说：“真的，我希望特权阶层能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今后要更慎重。”另一位激愤的军官高喊：“啊，日本国民，切不可信赖皇军！”另一位高呼：
“国民信赖陆军！千万别让苏联人打败我们！”在枪响前，几乎所有犯人都三呼天皇陛下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