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建成也不是那个沉稳的大哥了，是一个等待接班的太子。时间让他们都发生质的改变，老二已经有了取而代之的实力和野心。
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整天在一起泡泡吧，过过夜生活。而不能用他们，让这些人忠心于己、为己所用，那也是枉然。
因此，李世民在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全心全力地为己效忠不能不说是一种手段了。前面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收复尉迟恭的事。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尉迟恭恐怕未必没有叛逃之心，只是他乃一代名将，声誉所系，一旦叛逃就将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所以他不能毫无顾忌地逃走。正在他内心世界颇不宁静之际，如果不是李世民笑眯眯地走到他跟前示之以诚，结果只怕大为不同，也成就不了后来尉迟恭大唐第一保镖的英名。
因此，在李世民的身边，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智计百出而又忠心耿耿的智囊团，又有尉迟恭、段志玄等不为重金所收买的猛将（据说太子李建成曾经送金银珠宝给此二将，欲将之收买，但二人均拒绝，且于事后如实告知李世民），还有张亮不受严刑拷打所屈服、程咬金宁死抗旨等这样为之卖命的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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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反过来看看李建成，虽然他当时手下也有魏征、王圭等良臣，但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魏征，史书所载他在李建成手下时的事迹只有两件，其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这个建议李建成采纳了，并干得还算漂亮；其二是他劝太子李建成及早诛杀李世民，这个建议李建成犹豫的时间太久了，以致于丧失了最佳的出击时间。除此之外史书对他在东宫就没有多少记录了，也就没有多少记录在案的作为了。
史书对魏征前期惜字如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为他重塑形象。后来魏征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成为李世民的人了，并且与李世民演出了美誉千年的“谏官明君”的双簧戏，史官可能从维护他很李世民的形象考虑，所以掩饰前期他为李建成办事的情况，而不怎么记录他在东宫的作为。
二是未受重用。就是说可能魏征在李建成手下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李建成没有给他多少表现的机会。若情况属于后者，李建成与李世民在用人上高低自现。话说回来即使李建成重用魏征，而东宫中可称道的谋士唯魏征、王圭、韦挺三人，武将唯薛万彻等寥寥数人，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拙的。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是与李元吉在一起嘀嘀咕咕地私下商讨，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
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始终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都能够开诚布公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效果也不可同日而语。
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上下齐心，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
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这不得不叹服李世民的情报工作做的好。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给杨文干，才能以小化大，弄出一场“杨文干事件”出来。而后来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变”的谋划，得以抢先而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事变。李建成两次收买尉迟恭和段志玄，都告失败。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这里也涉及到收买的对象与策略。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以他们对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而李世民不同，他压根就不会动念去收买魏征等人，而是专向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下手。不看牌子，看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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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玄武门。
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
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事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所以一般提到玄武门事变，若不特别说明，均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最重要的关口。
李世民作为军事家，对于这种战略要害肯定是特别敏感的。
他收买禁将领、安插心腹亲信，至少有两年之久在用心经营该地。这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决非一时之间的心血来潮、灵感涌现而致，而是经过细心策划、长期准备的。“枭雄兴亡录”中对此以下围棋来作比喻，有很形象的说明：“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其导火线是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以及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但此处又说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上已处心积虑达二年之久，则他发动玄武门事变又似乎非由上述两原因所引起。一个是被逼状态下的自卫行动，一个是主动为之。
这其实并不矛盾。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就是为了不豫之需，是最后一步的杀着，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估计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
原因有二：其一，以卵击石，自不量力。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如上所述，是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机率实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如此大风险呢？
其二，舆论谴责，骂名千载。因为玄武门之变，有史家说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