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李世民面前的第一红人。他既是李世民的发小，又是李世民的妻兄，更为关键的是，在玄武门之变前的千钧一发之时，他成了李世民可以依靠的重要人物。
当时，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公开化、白热化。眼见雄心勃勃的李世民日益坐大，李建成焉能不坐如针毡？据说，占据政治主动权的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试图先发制人，但却无功而返。他们只好最大限度地孤立李世民，抓住一切机会诋毁李世民营垒的重要人物。这招很凑效。不久，房玄龄、杜如晦就被逐出了秦王府，李世民也几乎被弄成了光杆司令。关键时刻，留在李世民身边的长孙无忌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镇定，他坚决支持房玄龄等人发动政变，并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世民的政治对手李建成、李元吉。越过兄弟的尸骨，李世民成为了储君。不久，李世民又逼迫父亲李渊禅位，从此成为了大唐帝国的第一主人。
通过非法手段走上皇位的李世民，难免产生巨大的心理障碍，毕竟他双手沾满了鲜血。因此，他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极力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以此化解心头的阴影。这就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面对历史，二是如何开创未来。开创未来是后话暂且不提，而如何面对历史则是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做得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李世民集团的统治基础。高明的李世民通过两个人完成了重写历史的任务。这两个人就是魏征和长孙无忌。魏征来自李建成阵营，为人足智多谋，堪称“反面”典型。对政敌的重用，不仅显示了李世民作为胜利者的恢宏气度，更重要的是，作为敌对阵营的历史见证者，魏征可以向世人证明，是李建成不仁在先，李世民不义在后。通过魏征对李建成集团的揭露，可以反证玄武门之变的政治正确。长孙无忌长期跟随李世民，可以说是正面典型。对长孙无忌的重用，不仅显示了李世民跳出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循环怪圈，更重要的是，作为革命阵营的历史见证者，长孙无忌可以向世人证明，李世民是如何天纵神武，如何在极为不利的政治形势下，化被动为主动；又是如何心存不忍，在手下人集体劝进的前提下，才对李建成集团采取了行动，这又从正面洗净了李世民身上的原罪。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因此，在唐太宗人才济济的朝堂之上，才能仅仅处于中档水平的长孙无忌，居然位列凌烟阁24功臣之首。李世民在临死前甚至对左右大臣这样评价长孙无忌：“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家，长孙无忌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有着明显的局限。而这种局限很多时候左右了一个人的政治才能，最后也会成为压死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在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晚年，李世民最为闹心的事情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因品质问题被废去太子称号。于是，群魔乱舞，众王子开始了你死我活的竞争。最后，整个帝国都把目光定格在了长孙皇后所生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身上。朝野一致的看法是：相较而言，李泰更为出众。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长子李承乾既然被废，按资排辈也该轮到他了。另外，唐太宗本来就对李泰十分欣赏，甚至破例允许他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即使在平时，唐太宗对李泰的封赏也超过他人，且有意无意中常常暗示自己有立李泰的意向。而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他比李泰整整小了九岁，且个人才能、气度都远远在李泰之下。毫无疑问，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胜利的砝码押在了李泰这边。然而，因为有了长孙无忌，事情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本来，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皇后的亲儿子、长孙无忌的亲外甥，手心手背都是肉，在立哪个外甥为太子的问题上，长孙无忌应该保持高度的中立，至少表面上应该装得一视同仁才对。可是，长孙无忌却不是这样，他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立场——“固请立晋王治”。
为什么会是这样？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权倾朝野。如何在后李世民时代继续自己的尊崇地位，如何保住自己红得发紫的位置，无疑成了长孙无忌第一要思考的问题。在未来的岁月中，要保住自己的崇高地位，必然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将来的统治者相对柔弱，只有这样，长孙无忌才有可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如果出现一个强势领导人，长孙无忌的美梦就将会成空。而在两个候选人之中，晋王李治生性懦弱，内向柔顺，完全是一个庸碌无为的角色；魏王李泰则不同，聪明绝伦，个性张扬，好读书，喜诗文。另外，因为有李世民的偏爱，在李泰身边，早就聚集了一批文武官员，可以说，李泰早有了自己的政治班底。更为严重的是，李泰恃才傲物，甚至连自己的亲舅父长孙无忌也不放在眼里。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如果做了皇帝，他还会倚重舅父？既然不会被倚重，长孙国舅哪里还会有什么尊崇的日子可过？因此，长孙无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站在了李治这一边。长孙无忌将最为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李治，也正因为他的关键一票，大唐的历史被改写。
今天的我们可以遥想当年的一幕：公元644年，“玄武门之变”过去了18年，长安却再一次陷入兄弟相残的血腥中——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骨肉，太子李承乾、次子李泰，走上了夺嫡的不归路。
此时，皇后已逝世7年，儿子没有了母亲的管教；喜欢唠叨的魏征也去世了，皇帝没有了大臣的约束。只剩下做舅舅的长孙无忌，冷眼旁观，看几个外甥演的好戏——李承乾谋反，被废；李泰谋太子位，公然许诺“我当了皇帝，就杀了自己儿子，把皇位传给弟弟”；年幼柔弱的李治，只知道没命地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