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与招抚，突厥部至隋炀帝时已经臣服，炀帝被尊称为圣人可汗，一直到大业末年，突厥都与大隋保持着友好的臣民关系。经过头四年对西北边陲的一系列军事、外交行动，最终成就了大业五年三月炀帝的亲巡青海，这一次西巡耗费巨大，随从有大批军队、文武百官、后妃僧尼及百戏乐舞演员等，跟着炀帝“亲巡河右，观省民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历时半年，于九月回到长安，同时随炀帝回京的还有西域国王、使节及大批胡商。
除了北边和西边，炀帝的权仗还伸向南海东海诸国，“师出于流求，后加于林邑”，比秦汉的扩张野心更大。虽然瘴疠气侯和海域波涛阻断了杨广的扩张野心，通使海洋却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赤土、流球、倭国、百济等国纷纷遣使来朝。至此，大业五年，随着炀帝南巡、西巡、北巡的成功，隋在短短几年间已达极盛，于外是威，“地广三代，威振八方，单于顿颡，越裳立译”；于内是富，“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积委于塞下”，自汉武以来七八百年间，无人可比。
杨广所渴求的圣君之业初见端倪。他的强国梦想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在极盛之中已隐伏着危机，在虚浮繁华的同时搞不好就劳民伤财。建东都、开运河、掘长堑、置关防、开驰道、筑长城、建粮仓、造龙舟、置离宫连年征役所创建出的国富民强，东西南北百国来朝的盛荣气象，这一切不但没有使炀帝罢手，反而激起他不顾一切地恃勇奋进。大业八年、九年、十年，炀帝倾全国之力攻打高句丽企图迫其臣服。从历史背景来看，高句丽立国四五百年，国力不可小觑，它曾经西联突厥、南结陈朝，在东北边境俯瞰中原。大业三年，炀帝曾在突厥启民可汗帐中见到高句丽使者，一旦中原有变，高句丽长驱入关，决不是没有可能。隋唐几代帝王都曾经数次征辽，炀帝征辽，有其不得已的考虑。史家认为：正是征辽之役，成为大隋由极盛转为剧败的转折点，也是杨广一生荣辱的转折点。
612年，隋军第一次征辽彻底惨败，渡过辽河的三十五万隋军，生还的仅有数千人。曾经的光荣，使杨广毫不怀疑可以想见的胜利结局。他亲率后妃宫女、公卿百官、僧尼道士、仪卫鼓吹及各国使者等，浩浩荡荡压向边境，声势盛极。而眼前的惨败，却给了俯瞰生民与属国的炀帝沉重的一击。自十三岁出守晋阳，至四十多岁把大隋推向繁荣富强，任自己的梦想在现实的疆土信马由缰，几无约束，也从来没有失败过：
北御突厥成功了；
南定吴越成功了；
阴谋夺嫡成功了；
前人不敢想的南北大运河开通了；
西巡青海，艰险的大斗拔谷他带着十万人穿越了；
……
谁能比我杨广更所向无敌呢？
这时候极度的自负给了杨广极强的野心，此时的杨广，不是静心敛气检讨自己惨败的原因，而是在不服气的刚霸心态中，于613年，614年，接二连三又倾全国之力继续征辽，誓要挽回面子。然而这时侯，隐伏的危机暴发了。连年征役使得生民毫无喘息的机会，隋大盛时期的人口为4600万，而八年劳役总征用人力约3000万，一役未完，一役又传的苛暴压力，早已使生民不堪重负。罢杀老臣，亲近南方才士，使得以炀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亦是人心怨望，风雨飘摇。
此外，隋仓储虽富，但炀帝对仓粮的控制极为严格，并不用于赈饥，大业末年发生严重的水旱灾害，开一个郡仓济灾竟要皇上诏敕批准，“天下大乱，本是为饥”。而扫地为兵的征辽之战把一切推到了烈火口上。一面是辽役与灾情迫使民变蜂起，一面是已故臣相杨素之子杨玄感借民变起兵谋反，一面是国内的战变迫使辽东的隋军放弃岌岌可危的高句丽退兵自救。危机连绵起伏，互为因果，天下重现大乱之兆。刚霸有余柔韧不足，宝剑在此刻砰然折断。
折断之后，这一柄宝剑便自沉江底，无所作为了。
隋朝在618年灭亡。
炀帝最后的两年是在江都度过的。征辽失败以后，国内国外形势急转直下，东西南北中，处处烽火，处处硝烟，眼看一代圣君的理想化为泡影，杨广的政治意志彻底崩溃，不愿过问朝政，甚至苟安于江都不愿意回东都洛阳与长安以稳定民心。此时的杨广，与即位之初雄心大志、奔波亲政的一代枭雄判若两人。若说这最后的两年，说杨广昏庸亦不为过。
以前在一本杂志上看见过一首现代诗《杨广本纪》，里面有这样一段：“诗人注定不会成为最称职的帝王/即便有了鞠躬尽瘁的心情/诗人就是诗人/要不个性懦弱的文人/或者热血沸腾的疯子。”综观杨广的一生，为他作了诗的结论。
三、砸碎纳谏惜臣的牌坊
纵观贞观名相，名列三甲无疑是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在这里我重点说说魏征。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后又诛杀其子侄十余人，夺得皇位继承权。同年八月,李渊被迫让位于李世民。李世民一方面令人修纂国史，让国人认识自己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为减轻自己杀兄逼父的心理压力,并迅速缓和他即位之初的复杂形势，对原太子东宫集团中的人物，大多予以起用。特别是魏征，比其在原东宫府更受重用。那么,李世民对魏征及原东宫附属为什么不像对其兄弟子侄那样赶尽杀绝，是否像一些史家所言是李世民知人善任、重用人才?事实上情况真就如此简单。
宋朝的理学大腐儒朱程二位夫子就以孔孟之道对魏征进行了批判，认为魏征劝建成杀世民是不友于兄弟，建成死，魏征不死是不忠，这些说法当然是不对的，愚腐的，后世当权者如明万历皇帝也对魏征不满，认为魏征事二主，相助李密这种反贼，是不宜树为宰相楷模的。公平地说；如果没有李世民对魏征的信任，那么魏征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如果没有李世民，魏征的共同努力，也不可能成就贞观之治的千秋功业，二者缺一不可，李世民千古，魏征千古。换言之，两人成就了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也成就了两个人“谏臣”与“明君”的牌坊。
大业初定，四海未平。东北地区，高丽虎视辽东。西北地区，突厥、吐谷浑不断寇边，内犯势头尤以突厥为烈。在此情况下，李世民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先稳定山东，因为山东不仅是解决西北问题的关键而且对关中也有影响。要想稳定山东，就一定要控制山东的士族势力。而最能牵制山东士族势力的就是山东豪杰了。山东豪杰就是隋末山东农民起义军的大小领袖，这些人在降唐之后大都转化为庶族地主，他们和山东士族在政治、经济利益上有根本冲突。如果充分利用他们，使之和山东士族互为牵制，就能取得山东的暂时稳定。而魏征又是最能代表山东庶族集团即所谓山东豪杰利益的人物之一。魏征不仅参加了瓦岗起义，而且又是原东宫集团的主要谋臣之一，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仅使其成为山东豪杰的联络人，而且也成为东宫集团的代言人。如果李世民杀掉魏征，就会导致这两大势力的不安和反对，从而失去山东豪杰的支持而无法处理好山东问题。当时很多人要杀尽东宫的人，李世民是个有远见的人，他说“魏征他们虽然是东宫的人，但是大家各为其主，所作所为是可以原谅的，我今天不杀他们，是为了明天让他们感恩”。不得不叹服李世民在收拢人心方面很有一套。
魏征随李密降唐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见大唐重用自己。哥们是成大事的人，是治国安邦的超级人才，不能在这里干坐着不干活啊！于是自己就耐不住寂寞主动站出来向李渊请缨：老李啊，你得给我机会让我立功啊！你让我去山东维护一方稳定，那地方我说话还管用。于是魏征就担负起收编各地义军的重任，发一书而降李世责力，并先后使李世责力、窦建德部下曹旦及齐善行等归降李唐。魏征在山东豪杰中的影响就充分显示出来。既然魏征在安抚稳定地方上这么有能耐，故而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世民就立即委任魏征以“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之重任。魏征在安抚河北时，亦极力保护山东集团中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