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由之二，史书本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或者说，胜利者是可以影响史书的记载的。《贞观政要》、《大唐新语》等书籍不止一次地记载了李世民关心史书对自己如何记载的实例。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李世民提出，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大臣朱子奢马上劝谏：“按照制度皇帝是不准看当朝《起居注》的，如果你看了，必然会影响史官秉笔直书的公正性，那以后还有信史吗？”李世民只好罢了，但并没有死心。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有一次李世民对褚遂良说：“你是负责《起居注》的人，那《起居注》的内容，皇帝可以看吗？”褚遂良说：“今天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史、右史，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而且记录皇帝的善行与恶事，以为将来之警戒，这样也可使皇帝产生警惕之心。没有听说过皇帝亲自观看史书的记载内容的。”李世民说：“那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也都记录了？”褚遂良说：“我职责所在，当然记录了。”李世民这次又没有达到目的。但人家军事在行，敌方的庞然大阵都能找到弱点，别说面对自己的下属了。他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房玄龄。房玄龄是个老实人，在家怕老婆，在朝怕皇帝，在讲了一番皇帝不能看国史的道理之后，还是没能顶住。他指示许敬宗，写了一个修改本给李世民看。李世民终于达到了目的。其实李世民之所以要看史书，还是因为最关心玄武门之变如何记载。他看了之后，马上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作出了具体要求：“以前周公杀了自己的亲兄弟管叔和蔡叔，我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是在效法周公，知道不。”李世民应该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指示，要不然，初唐史上如此重要的玄武门之变不会至今还罩着一团团的迷雾。
说到这里，要简单提一下唐代的史书编撰制度。唐代的史书编撰制度堪称典范。中国自古就设有史官，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是史官所要记录的。但在唐以前，史书私修的多，如《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均为私修。李世民非常重视史书编撰，他在位时期，主持编撰了8部史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不仅如此，李世民还将史书由私修变为官修，建立了由国家组织的修史制度：
一是起居注。这是史臣们的第一项任务，是皇帝每日大事的记录。二是时政记。这是皇帝同宰相们议事的记录。起居注、时政记比较零碎，但却是最为真实的原始材料。每到年末，这些起居注、时政记就被加以汇编，整理成卷。三是实录。现任皇帝的统治终结之后，全部的起居注、时政记就会被再度加以整理加工，成为编年实录。通常，这种实录还会收录一些死于本朝的著名人物的传记。实录编成，就可以用来撰写本王朝的完整历史，包括皇帝的本纪、著名人物的列传，以及各种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官修史书，基本上都是以起居注、时政记、实录等为基础修撰而成。
具体到唐朝，情况是这样的：起居注的编撰贯穿了整个王朝。时政记只在太宗时期、公元693年以后的短暂时期、公元796—862年间进行过编撰。
实录的编撰在唐朝前期较为规范，但公元847年以后的几代皇帝时期，则根本没有编写。安禄山叛乱时，长安的史馆档案被付之一炬，公元756年以前的唐早期记录全部被毁。唯一留下的记录，是史官韦述所写的，并保存在他家中的私人底稿。后来，柳芳在此稿的基础上，将其续写至玄宗时期之末。以上的有限初唐史料，成为五代时期后晋天福年间编撰《旧唐书》的基础，也成为了杜佑编撰《通典》的基础。至于唐朝中后期的实录，都得到了较为规范的编撰，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史料。
但到了唐朝的最后六十年，起居注被允许以简单的日历代替，这本已使得史料变少；同时，黄巢起义攻占长安以及随后的持续战乱，再度摧毁了原本简单的史料。结果，修史者只能依靠极少量的私人记载来填补记录的空白。 从以上的史书编撰制度可以看出，无论是起居注、时政记，还是实录，都可能已经被在任皇帝或其继承者施加影响，从而改变一些不光彩的记载，加上一些突出个人作用的记载。这是完全可能的。李世民及其继承者李治，极可能在为李世民屠兄杀弟的非常夺嫡手段辩护的情况下，夸大李世民在王朝初建时期的功劳，造成将李世民等同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假象。因为刘邦在夺得天下时，其父仍然健在，刘邦并没有把皇位让给自己的父亲，而是自己当了皇帝，尊父亲为“太上皇”。这样一来，李世民的皇位就名正言顺，有先例可循了。
因此，说李世民在太原起义中，和李建成、李元吉一样，起到了骨干作用，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在这一点上，李建成、李世民打了个平手。
在建立大唐王朝的整个过程中，李世民的确功高盖世。在奠基大唐版图的七个群殴事件中，李世民打了其中的三个半。分别是暴打薛举、痛殴刘武周、踹死王世充和窦建德，半次是打刘黑闼（我始终认为刘黑闼是被李世民打伤了元气的，李世民和他打的是硬碰硬的恶仗）。几乎可以这么说，大唐的天下，一半是李世民打下的，李世民就是大唐的“半边天”。相比之下，李建成在这方面就比较惭愧了。他只在打刘黑闼的后期出场一次，而且并没有经过大的恶战就收场了，算他参加了半次，已经是牵强了。在这方面，李建成远逊李世民。最后综合下来是李建成远不如李世民。李世民曾无数次战场血战，无数次纵贯敌阵，无数次盘马弯弓，无数次射杀敌将，这是扎扎实实、如假包换的百战军功，也是谁也无法抹杀的功劳。战场上的胜利，带给李世民的收获是无穷的：他首先收获了一大批与他出生入死、对他忠心耿耿的部下，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武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等人。这些人都是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治理天下的骨干；其次，李世民的战功赫赫，使他在军队和朝野上下享有了崇高的威望，正所谓“天下归心”。
李世民最终收获了大唐天下。其实，回头想来，李渊既然立了李建成为太子，就不应该让李世民频频掌握兵权。即使为了借重他的军事才能，也应该尽量减少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教训远的不说，隋朝就有。隋文帝曾派次子杨广领兵平定陈国，使得杨广积聚了自己的势力，进而夺取了哥哥杨勇的储位。而现在，正因为李世民频频掌兵，才使他拥有了问鼎皇位的实力与野心。所幸的是，李渊所犯的错误，李世民的后代没有再犯。安史之乱后，唐朝杰出的政治家李泌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建议唐肃宗李亨：在平乱过程中，以肃宗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而不以建宁王李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防止非长子军功过大，出现李世民仗军功夺取皇位的现象。 李世民的功劳太大，一直大到了李渊也觉得除了太子之位以外，没有一个官职可以与他相称。但太子之位又不能给，只好于武德四年二月设天策上将府，封了他一个前所未有的“天策上将”的官儿。
但是，天策上将明显不是李世民的终极目标。这一点，李渊、李建成、李世民都清楚。怎么办？李渊左右为难。
李渊一共有22个儿子。其中，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等前四子都是窦皇后所生，即所谓嫡子。李玄霸是第三子，而且他早在隋大业年间就夭折了，还未能等到太原起兵时，自然不能竞争皇位了。而在《说唐》中，这位李玄霸被改成了李元霸，是天下第一条好汉，虽骨瘦如柴，却力大无穷，善使双锤，当时的好汉们（包括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在他手底下没有能走过三招的。历史上的李玄霸早夭，演义中的李元霸也早夭，而且，还为李元霸设计了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早夭情节。李元霸在和李世民一起行军的途中，嫌天上打雷太响了。骂骂咧咧之余，提起手中斗大的大锤就向天上扔去，想砸得老天不再打雷了。结果，大锤飞向天空之后，李元霸仰面等了半天也不见锤下来，还以为掉到别处去了呢，刚刚低头准备走时，大锤正落在他的头上，敢情这大锤砸自己主人的头也很卖力，一下子就把他砸死了。
2、谁的剑快谁有理——还原太子李建成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不讲理的东西，很多时候就是谁的剑快谁就有理。在玄武门这场戏中，李世民的剑够快，李建成和李元吉在倒下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历史定格，失去了话语的主动权。美化李世民，丑化他的兄弟是史家们必须的。 “高祖起兵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李建成“荒色嗜酒，畋猎无度”，“以庸劣居其右，”。之所以对李建成这个人物非常感兴趣，是因为他曾经如此接近那个王朝的权杖。有时候会想，如果是他来当皇帝，我们想象中的盛世王朝，它的走向是繁华还是荒凉，是雷老虎的以德服人，还是老谋子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菊花残，鲜血淌的那一幕。
“造反，不是老二一个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