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不孝被弹劾，宰相飞头去和戎
在宋朝的行政体制中，大臣不贤会被弹劾，那皇帝不贤该怎么办呢？首先可以下罪己诏，严重的话也应该让他退位。当然皇帝受到的监督比任何人都多，所以他们特别谨慎，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宋徽宗其实很有资格被推翻，但是他抢在被别人推翻之前就主动退位，失去了一次示范的机会。但是没有关系，南宋还有一位皇帝将向大家躬身示范：皇帝犯了错，是怎么被弹劾下台的。
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西元1189年），金世宗驾崩，皇太孙完颜麻达葛（汉名璟）继位，即为金章宗，并追赠其父完颜胡土瓦（汉名允恭）为金显宗。金世宗在位29年，享年66岁，他推翻完颜亮的暴政，在位期间，华北暂停干戈，经济有所恢复，所以金世宗被认为是金帝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一位皇帝。
同年，年过六旬的宋孝宗禅位于第三子赵惇，即为宋光宗。宋孝宗入住以前宋高宗作太上皇时居住的德寿宫，更名为重华宫，也做了太上皇。宋孝宗做了26年皇帝，其中25年都有一位太上皇压在头上，而孝宗又以孝道著称，这个皇帝当得不那么纯粹。他在位期间战争较少，吏治清明，经济出现了较快增长，乾道、淳熙年间被誉为“乾淳之治”，宋孝宗也被誉为南宋最优秀的皇帝。但有些后人称“高宗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有恢复之君，无恢复之臣。”这种观点也略嫌主观，其实宋高宗也并非没有恢复之志，但是形势困难，虽有岳飞、吴玠、刘锜等大批名将，却也有秦桧这个可能是奸细的权相压制，还有一位志大才疏的张浚说不清楚帮了哪边的忙，恢复之臣相互抵消。而孝宗一朝也有史浩、虞允文、李显忠这些名臣，而且还没有秦桧这样的阻碍，怎能说没有恢复之臣呢？孝宗的恢复之志其实更多的是急躁冒进，一直受到史浩、虞允文的反对，未必就是很可取的。国家战略主要是受制于历史形势，不能简单的认为取决于某几个人的主观态度。
宋光宗即位时已经43岁，当了近20年太子，一直恪守孝道，胡子都等白了，多次催促后终于等到禅位。光宗皇后李氏是一位悍妇，而且与公婆关系不好，尤其在光宗立储的问题上孝宗和光宗产生了分歧，李皇后从中挑拨，父子关系趋于紧张。绍熙五年（西元1194年）宋孝宗渐渐病重，宋光宗也不去探病。中国人自古以忠孝为大节，皇帝作为天下的表率，却不忠不孝，这未免令人担忧。但群臣的担忧又很快升级为愤怒，光宗不但拒不向父皇请安，还和向他进谏的大臣们公开争吵，这当然很快就会演变为舌战群儒。六月，宋孝宗感觉自己大限将至，哀求左右让他见儿子最后一面。首相留正率宰执和皇子嘉王赵扩恳求光宗前往探病，光宗仍不肯。留正拉住光宗的衣襟泣道：“病势已危，再不见就见不着了！”光宗怒而要他们滚出门去，群臣真的全部走出城门。所幸知閤门事韩侂胄从中调停，说只是让你们出殿门，不是城门，群臣才各自回家。
六月九日，宋孝宗驾崩，享年67岁，在皇帝位26年，在太上皇帝位5年。驾崩当夜，身边的宦官不敢去向光宗报丧，犹豫再三，跑到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私宅报丧，第二天上朝赵汝愚才向光宗报丧。老人死了，不能给亲儿子报丧，却通过别人转告，这本已是令人气愤的事情，但更令人气愤的是，亲儿子居然拒绝为父亲出丧！这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所能忍耐的极限，朝野大哗，甚至传言有些边防驻军准备投降金国。再不将这个皇帝弹劾掉，局面将无法收拾，于是一场废黜宋光宗的密谋已经公然展开。但是这个紧要关头，首相留正却没有负起责任，半夜坐轿子跑了。赵汝愚和韩侂胄紧急挑起重担，联系了吴太皇太后（宋高宗皇后）和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杲，准备在出丧的时候改立嘉王为帝。
出丧当天，宋光宗果然没有到场，群臣奏请光宗次子嘉王赵扩即位，太皇太后批准。嘉王本人也没有准备，开始不愿意，但在太皇太后和韩侂胄的强制下登上帝位，即为宋宁宗。大家还故意给宋孝宗上了一个“孝宗”庙号，不知是否有讽刺宋光宗之意。宋光宗“升”为太上皇，六年后，不知道在什么心情中驾崩。
这就是历史上的“绍熙内禅”，它向我们很好的展示了在宋朝的政治体系中，一个皇帝犯了错误，应该怎么处理。汉朝的大司马将军霍光废黜昌邑王（刘贺）的故事看似很类似，但其实不一样。昌邑王只是个当了27天皇帝的小孩，根本没有掌权，被权臣废黜有政治斗争的内涵在其中。至于霍光说昌邑王在位27天就作了1127件荒唐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而宋光宗则是一个地位非常稳固的宋朝皇帝，没有权臣威胁皇权，他本人干得也不错，不但经济持续增长，在对金帝国的外交中也渐渐取得优势，他被推翻确实是因为不守孝道而不适合继续作为皇帝。
宁宗继位后，朝廷中又展开了一场权力之争，功劳最大的赵汝愚自然成为首相。赵汝愚是道学家的领袖，他执政后黄裳、彭龟年、朱熹等道学人士纷纷得道，掀起了一场儒学理论的大变革。但大家知道，道学家的典型特征就是正直得迂阔。赵汝愚认为这次推翻光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大家没有必要邀功，引起了许多人不满，这些人自然聚集在了韩侂胄周围。韩侂胄是韩琦的曾孙，母亲是吴太皇太后的妹妹，老婆是其侄女，自己的侄女又嫁给了宋宁宗，堪称宋朝最牛外戚，他在绍熙内禅中，联络内宫，尤其是太皇太后，确实居功至伟。韩侂胄想得到节度使之封，但赵汝愚对他说：“你是外戚，何必贪功呢？”只给了个宜州观察使。不知赵汝愚是否忘了，韩侂胄是外戚，而他是宗室。赵汝愚不是碰巧姓赵，而确实是宋太宗子赵元佐，也就是当年李继隆支持继位但没有成功的那位楚王的后代，虽然和现任皇帝早就出了五服，但毕竟也算宗室。而宋朝是不赞成宗室为官的，整个宋代，确实也就只有赵汝愚一个宗室成员当了大官。赵汝愚能当到这个位置，主要是因为出了五服，最初大家没把他当作宗室，而他自身正直又有才华，理所当然的成为宰执。但现在如果要针对他，宗室身份就可以成为把柄。赵汝愚自己还出了一个昏招，让临阵脱逃的笑柄老头留正复为宰相，韩侂胄、京镗、赵彦逾等人就从此入手，顺利弹劾留正，继而掌控了御史系统，接下来大力攻击赵汝愚的宗室身份。
庆元元年（西元1195年）二月，赵汝愚终于顶不住围攻，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州，而韩侂胄如愿进封保宁军节度使。赵汝愚一倒台，道学家们就都遭了殃，朱熹等纷纷下野。为了避免这些人反攻，韩侂胄设立“伪学”之说，将赵汝愚、朱熹等59人列为“伪学逆党”，禁止为官，史称“庆元党禁”，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他在很多方面学习了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当时有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上书为赵汝愚争辩，并直指韩侂胄是弄权小人，均遭到责罚，被誉为“六君子”。朝中有数十人因为进言反对韩侂胄而遭责罚，平民吕祖泰上书请斩韩侂胄、苏师旦等人，遭到杖责。赵汝愚和朱熹分别于庆元二年、六年卒，之后更无人能制韩侂胄，宋朝两百余年来形成的良好风气遭到严重破坏。不过庆元六年京镗卒后，礼部尚书张孝伯进言儒家在中国惹不起，韩侂胄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放宽了党禁，追复赵汝愚、朱熹官职。
韩侂胄的仕途一片顺畅，庆元四年封少傅、豫国公。五年封少师、平原郡王。六年进太傅。嘉泰三年（西元1203年）拜太师，并担任了一个“平章军国事”的职务。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职务，北宋文彦博、吕公著等重臣到了退休年龄，朝廷给一个“同平章军国重事”的头衔，可以不按时上下班，但也可自愿参与军国重事的朝议，应该说是个荣誉头衔。而韩侂胄去掉“同”、“重”二字，成为独揽常务的实职，实际上是恢复了汉、晋的丞相职务。韩侂胄专权后，北伐中原的言论开始甚嚣尘上。首先是安丰军（即寿州）守将厉仲方报告淮北的金国人民谋求内附，大文豪辛弃疾进言金国必然乱亡，之后进士毛自知在廷对时进言趁机进取中原。韩侂胄大喜，召集诸将商议进军之事，一时引起朝野震动，又有许多人进言不可，其中武学生华岳使用叩阍（普通吏民直接向皇帝申冤的方式）的渠道请斩韩侂胄、苏师旦、周筠以谢天下。但反对的人都遭到韩侂胄贬斥，北伐已成定局。
当时的金帝国在金章宗治下，改变了金世宗阻止汉化的策略，加快汉化，前期经济快速增长，人口一度增长到5600余万，堪称金国历史上的巅峰。但后期天灾频繁，北方草原上的蒙古部族又纷纷崛起，金帝国的财力立即捉襟见肘。为应付财政危机，金帝国仿宋制发行了纸币，结果造成了市场经济极大混乱。金帝国确实开始进入困难期，让很多宋人认为是可趁之机，而韩侂胄也需要一场大胜来奠定自己的功业，“开禧北伐”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