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兴和议》应该说比《绍兴和议》对宋方更加有利，也被视为是宋孝宗的一大功劳。但事实上这是在完颜亮正隆南伐溃败后，金帝国国内形势极其不稳的背景下，宋孝宗浪费了一次大好机会，主动送上一次大败仗，又减轻了议和的砝码。当然，后人从反对屈辱求和，支持主战的立场出发，给予了宋孝宗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但遭到太上皇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压制，无法大展鸿图，导致恢复之志难以施展。但这种评价是不够客观的，隆兴北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宋军在淮西战场孤军深入，除了给李显忠展示个人才华外其实并没有大的前途。宋军在双方可以交兵的四个主要战场上，海路占据绝对优势，中路京湖路的岳飞旧部、西路吴璘的川军也占有一定优势，东路恰恰是最大的劣势。隆兴北伐恰恰只从东路出兵，这并不是出于什么特殊的战略考虑，而是因为朝廷没有通过北伐的决议，是宋孝宗、张浚伙同李显忠、邵宏渊二将绕过三省、枢密院私自调动军队，所以兵力既少，也缺乏其他几路的呼应。宋军虽能凭李显忠的一己之能痛杀头阵，让“中外震动”，但随着孤军深入，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战果。宋孝宗虽然有志于恢复，而且孝宗朝吏治清明，被誉为南宋最优秀的皇帝，但他急躁冒进，甚至违背程序，私自调兵开战的罪过同样不能隐讳，不能将主战简单的视为好事。

隆兴北伐由于是宋孝宗违背工作程序引起的，同样的错误一百多年前宋太宗也犯过，而且保证不敢再犯，宋孝宗只得下罪己诏。李显忠降为果州团练使，后逐步升为防御使、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太尉，于淳熙四年（西元1177年）七月卒，享年68岁，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襄。李显忠作为最后一名陕西军将领，以其卓越的智慧才能和勇猛作风名垂青史。尤其是他以一位党项族人，深明大义，拒绝了金、夏的分封诱惑，坚持为大宋尽忠，为天下向往先进文明的人们作出了极好的表率。

张浚在遭到人生第二次重大打击后终于信心崩溃，共上八封奏章乞致仕。宋廷没有批准，但罢去相职，以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同年八月张浚卒，享年67岁，赠太保，后加赠太师，谥忠献。张浚是南宋初年主战派的领袖，提拔了吴玠、虞允文等一大批文武大才，成为抗战的骨干。但张浚本人却难免有志大才疏之嫌，富平、符离之溃很大程度上都是他个人指挥全局的能力太差而痛失好局，他死前遗嘱羞于配飨庙庭，葬于衡山下足矣。当然，除了军事政治上的事迹，张浚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有许多著述，他的儿子张栻及其学生朱熹更是儒家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陕西军另一位遗留名将吴璘早在乾道三年（西元1166年）病薨，享年66岁。吴璘晚年历任四川宣抚使、太傅、新安郡王，薨后赠太师，谥武顺，后追封信王。吴璘接过兄长吴玠的战刀，镇守四川，死后他的儿子吴挺又接过吴家军的旗帜，历任定江军节度使、检校少保、兴利西路安抚使，中途短暂调任侍卫亲军司工作，大部分时间仍是四川的土皇帝。宋光宗绍熙四年（西元1193年），吴挺以太尉致仕，同年卒，享年55岁，赠少师、开府仪同三司。

隆兴和议后宋孝宗不忘报仇雪恨，与虞允文商定了恢复之策，吴璘薨后宋廷以虞允文为资政殿大学士、四川宣抚使，中途曾回朝任左丞相（即以前的左仆射，是最高文职）兼枢密使，后又授少保、武安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进封雍国公。孝宗与他约定做好准备后几路北伐，中途孝宗密诏进军。虞允文认为还没准备好，不能仓促，孝宗很不高兴，两人的蜜月结束。淳熙元年（西元1174年），虞允文薨，享年64岁，赠太傅，谥忠肃。毫无疑问，虞允文是岳飞之后的又一位伟人，他在采石之战中勇担重责，救国于千钧一发之际的英雄事迹光耀史册，千载之下仍令后人神往。虞允文薨后宋孝宗的主战心理也受到重大打击，渐渐归于沉寂，不再轻易谈及开战之事，宋金进入相对和平时期。北方沦陷区的人民苦候官军前来解救，结果机会又被浪费，陆游丧气的写下这首《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淳熙十四年（西元1187年），宋高宗驾崩，享年80岁，在皇帝位36年，在太上皇帝位25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寿皇帝。因为岳飞之死，宋高宗在历史上一直以反面形象出现，这也是比较合理的。但很多人将其责为投降派、软蛋，这又不够客观。当时年仅20岁的宋高宗在靖康之难的天裂之变中，奋力担起重任，实现了建炎中兴，还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之后南宋偏安江南，未能收复中原，这很难说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现在有些人说是因为宋高宗软弱投降的苟安心理导致宋军不能北伐，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其实当年斡离不兵临东京城下，康王赵构毅然主动请缨出使金营，后又在相州开大元帅府组织忠义人士抗金，颇有英雄气概，绝不是一个软蛋。之后高宗受到秦桧的劫持，有些施展不开，但总体而言还是有志于恢复中原。尤其是他从小卒一手提拔成少保的岳飞，是宋朝乃至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名将之一。李宝航海千里，超远程主动打击敌国舰队的军事行动，也是由宋高宗亲自批准，可见其绝非保守懦弱之人。宋高宗反对仓促北伐一方面是确实是多次败在金人手中，有些怯战，但也是一种务实的体现，孝宗的私自北伐确实不就失败了吗？现代人普遍将宋高宗视为一味屈辱求和的智障人士，这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文学手段，但无论是从历史学还是公共管理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种态度都是非常不可取的。

而孝宗初年的宰相史浩，在得知宋孝宗绕过朝廷私自出兵时，忿而辞职，周宝珠老师的《简明宋史》将其扣上了“投降派”的帽子，甚至说是高宗“安插”在孝宗身边的主和派，这值得商榷。事实上孝宗初年起用张浚，为赵鼎、岳飞平反，联络北方忠义人士抗金等策略均出自史浩，这样一位良相很难说是“投降派”，他只是反对准备不足就仓促开战。终宋一朝，除了奇怪的秦桧，根本就从来没有存在过“抗战派”和“投降派”，只有关于立即开战和继续战备的策略之争而已，智力正常的人没有打败仗为什么要去投降呢？所谓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一看到主和的就扣上“投降派”的帽子，一看到主战的就吹捧上天，这种态度很不可取。事实上，中国人重名节甚于实惠，高喊主战并非难事，要提主和才容易遭到后人的误会，甚至被归为秦桧一党，这才是真的儒士要负担的最大风险，这或许又是很多人很难理解的吧。

《宋史》上还记载了史浩一个故事：淳熙五年（西元1178年），史浩复为右丞相，恰逢一桩招兵的事，殿前司和市民发生了纠纷，打了架，后宋孝宗裁定军、民各取一个代表枭首示众。史浩仗义执言：“军人触犯军法，固然该斩，但市民陆庆童是依法抗争，怎能同罚？陛下怕军人发言论，故而定罪，但人民不得公平，言亦可畏，‘等死，死国可乎？’可不是只有军人才能说的！”他引用的这句话是陈胜、吴广起义时号召民众推翻秦朝暴政的口号。宋孝宗大怒道：“你把朕比作秦二世吗？！”史浩答道：“自古以来人民埋怨君主的情况多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岂止是秦二世啊！”这句话是夏朝人赶走夏桀时所说，史浩连接用了历史上两位暴君来规劝宋孝宗，但孝宗当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史浩再度请辞，罢为少傅、保宁军节度使虚职，后来孝宗冷静下来对此事也深感后悔。淳熙十年，史浩以太保致仕，封魏国公，宋光宗绍熙元年（西元1190年）进封太师，绍熙五年薨，享年88岁，追封会稽郡王，谥文惠，后追封越王，改谥忠定，配飨孝宗庙庭。这样一位大有寇准之风的忠贞良相，在现代却遭到如此评价，实在有失公允。

而在金帝国方面，金世宗坐稳位置，也迎来一个难得的相对和平时期，金世宗进行了大量改革，阻止汉化，重新突出女真民族特性。由于战争减少，中国北方的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以致于金人自认为是一个盛世，将金世宗誉为“小尧舜”。请注意，中国的皇帝顶多只能与汉武帝、唐太宗相比，绝无人敢自比尧舜，而金国只不过暂停了战乱，生产力在严重破坏的基础上略有自然恢复，就自称盛世，自比尧舜，着实奔放。事实上，金世宗这个“盛世”确实并无特别的建树，几十年和平下来，攻守就要易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