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有人认为岳飞曾向高宗进言商议立皇子的事情。高宗本有一个幼子，就是在苗刘兵变中被拥立为帝的那位，但兵变后不久就夭折了，而高宗再无生育，所以从太祖的后代中选出两位作为备选的皇储，岳飞便提出了他认为其中非常合适的那位。很多现代人就认为岳飞作为手握军权的武将议立皇储是犯了大忌，也是促成被杀的因素之一。在此需要提醒一下这些清宫片影迷们，岳飞犯了清朝的大忌，不会在宋朝被杀。废立皇储，这是国家大事，并非某一个人写张纸条藏在匾额后面就能决定的，而是要通过正式的朝议才能生效。名相韩琦牵头议立了两位皇帝，深受皇室的感激而不是忌讳。孝宗朝的宰相史浩正是因为议立太子受到高宗的赏识，平步青云。岳飞作为一品少保，如果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选择了逃避，他反而会受到鄙视。光宗绍熙年间的宰相留正就是因为不愿承担废帝的责任而被罢相，后来首相赵汝愚让留正复相，甚至引火烧身，自己也被弹劾下台。
第四，这是最让人相信的一种说法，有人说岳飞整天高唱“迎回二圣”，如果打败了金国，救回徽、钦二帝，将会威胁到高宗的皇位，还煞有介事的举出了明英宗“夺门之变”的实例来论证这个担心非常有理。甚至在《剑桥中国史》中，西方史学家也对这种观点持赞同态度，但这种观点其实更不符合事实。钦宗的归来并不会威胁到高宗的皇位，因为大家要相信宋朝的组织结构非常完善，出现夺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即使钦宗有夺位的心思，其实也没有人响应他，到绍兴十年，南宋朝廷已经都是高宗自己提拔起来的人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嫡系部队恰恰就是岳飞。那些以明英宗“夺门之变”为例的朋友，请您更仔细的再看一看《明史》，明英宗并不是推翻景泰帝重返皇位的，而是在景泰帝驾崩后没有子嗣的情况下自然继承了皇位。所谓的“夺门之变”完全是宦官曹吉祥和武将石亨为了贪图拥立之功，骗取明英宗当了他们的马前卒，景泰帝已经死了，即便没有“夺门之变”明英宗也是可以继回皇位的。至于高唱“迎回二圣”的人其实并不是岳飞，而是整个宋廷，尤其是宋高宗自己。事实上，宋钦宗留在北方对他威胁更大，金人随时可以张邦昌、刘豫的格式扶植钦宗在北方称帝，以对抗南宋朝廷，宋高宗才会更加麻烦。兀朮临终前就曾遗嘱：一旦被宋高宗打回中原，就拥立钦宗为帝，并宣布高宗的南宋朝廷非法，留为金人的一道杀手锏。也正因如此，宋高宗才极力想要回钦宗，金国则始终没有同意，而是将钦宗攥在手中作为人质。
作为高宗最心腹的嫡系将领，岳飞一直都有明显的持宠放纵的行为，我们很难想象高宗会莫名其妙的自断膀臂，杀掉这样一位爱将。很多人认为宋高宗和秦桧狼狈为奸，合谋杀害岳飞，笔者认为恰恰相反，岳飞死于二人的权力斗争，是秦桧除掉了高宗的一个嫡系大将。当然，秦桧杀岳飞甚至他求和的动机仍然令人疑惑。
主流观点认为秦桧为了议和杀害了主战派将领岳飞，尤其是兀朮声言必先杀岳飞方可议和。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岳飞是在和议已成之后才被杀的。秦桧杀岳飞可能和他们之间的仇隙有关，张俊也从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如果秦桧通过纸条在狱中杀死岳飞的记载属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他和宋高宗争权的可能性还比较大。因为秦桧势力太大，又缺乏证据，所以宋高宗事后也无法追究他，只能吃哑巴亏。宋高宗其实还是一个有恢复之志的中兴之君，真正力主投降议和的人是秦桧。而秦桧本来是一位诤臣，从北方神秘逃回来后产生了重大转变，也非常令人生疑。如果说他真的是间谍，有些事情就很好理解，尤其是他和挞懒之间的关系在宋金两国都是公开的秘密，但现存史料毕竟没有留下这样的证据，后人也不能妄下这样的结论。然而挞懒死后，秦桧也位极人臣，还要为别国做间谍就非常难以理解了，或许他有什么难言的把柄把握在金人手中吧。更有可能是秦桧为了保持他专权的地位需要借助金人的要挟，须知要在宋朝当权臣是很罕见的事情。总之，秦桧这个人，从现存的史料中已经无法探知他的真相，只能作为一个谜团存在了。
当然，无论如何，岳飞之死宋高宗都要负很大责任。正如潘美要为杨业之死负有责任一样，宋高宗也必须为他没能保护岳飞负有重要责任。后人将名将潘美演义为奸臣潘仁美，一点都不冤枉，而宋高宗这位中兴之君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或许也并不冤枉。而岳飞，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没有倒在抗金的前线，却死于本国的冤狱，着实令后人含泪。
正是：
奔流澎湃驱我前者，无非碧血。
震烁铿锵为我歌者，惟有汗青。
战神踏步起凡尘，欲将一手补天裂。
建炎天子中兴将，扶正金乌斜。
是吴昆仲矢，是刘顺昌铁。
是韩枢密问，是岳少保劫。
莫叹含冤君前死，独惜未能阵上绝。
只需来者能承志，孟珙仍将敌虏灭。
精忠报国传后世，教多少豪杰，壮怀激烈。
万千儿女献身躯，皆无名武穆，魂贯日月。
第四章 百年恩怨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绍兴和议后，宋金双方进入短暂的和平期，秦桧斗倒张浚和赵鼎，势力达到了顶峰，他的党羽甚至尊称他为“圣相”、“元圣”，这是皇帝在生前都不能享受到的待遇。秦桧没有亲儿子，侄子秦熺智力很高，绍兴十二年中进士，依靠秦桧提拔的很快，绍兴十五年就当到了翰林学士兼侍读，十八年知枢密院事，二十年进封少保。秦熺的儿子秦埙更是高中状元，很显然秦桧准备扶植他的儿孙继续执掌大权，这在汉代的曹氏家族、曹魏的司马氏家族、晋代的王谢家族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宋代就很难被人接受。而秦桧又禁止私人修史，限制言论自由，更是违背宋朝祖制，激起公愤。绍兴二十年，殿前司小校施全行刺秦桧，差一点得手，而被贬斥的张浚、胡铨等人一直在野坚持不懈的弹劾秦桧。绍兴二十五年（西元1155年），秦桧病危，高宗到他家探病，秦桧流着泪奏请立秦熺为相。父子相继为相，这在宋朝并无先例，更不能自己主动提出来，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官至宰相，但并非其父举荐，秦桧临死前提这样的要求可能是病入膏肓的表现了。宋高宗终于抓住一个把柄，下诏加秦桧为建康郡王，秦熺为少师，一并致仕，秦熺的两个儿子也罢为虚职。当夜，秦桧薨，享年65岁，赠申王，谥号忠献。
秦桧在相约19年，大权独揽，一直力主议和，多次葬送大好形势，而且动机不明，以至于被人认为是间谍。《宋史》对其评价是“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朱熹子对其评价是“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尤其是他杀害民族英雄岳飞，长期以来为人所憎恨，在民间的形象极差。更重要的是，宋朝设计的台谏系统本是监督制约权力主体的良好机制，却被秦桧用作党同伐异的工具，并首开私人党羽的风气，虽然宋朝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再允许私人门阀的出现，但这毕竟会对官场风气产生重大影响，之后南宋还出了好几个秦桧式的大权臣。秦桧死后他的余党过了很久才逐渐被清理，开禧二年（西元1206年），秦桧被追夺王爵，改谥谬丑，这个谥号确实非常适合他。但嘉定元年（西元1208年），又恢复了秦桧的追赠。不过，谬丑这个只用了三年的谥号却成为后人对秦桧的正确称呼。
岳飞由于是被秦桧害死在狱中，死后没有获得正当的追赠和谥号，直到宋孝宗继位后才追复官职，并追赠太师，谥号武穆，后改谥忠武，追封鄂王，明朝又追赠“三界伏魔大帝忠孝妙法天尊岳圣帝君”，但习惯上仍称岳武穆、岳少保。岳云追赠安远军承宣使，张宪追赠宁远军承宣使，明朝又追赠烈文侯。宋廷又录用了岳飞的遗子，后来他的孙子岳珂官至户部尚书，编著了许多与岳飞有关的史料。宋孝宗隆重安葬了岳飞等人的遗体，地址在今杭州市西湖边的栖霞岭，也就是现在的岳王庙，而在汤阴、靖江、朱仙镇等和岳飞相关的地方也都立有岳王庙。杭州岳王庙中立有岳飞的彩塑，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敬祀，岳飞早已超越了他个人，既是建炎名将们的总代表，更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忠义精神的化身。
秦桧、王氏、张俊、万俟禼四人的铁像则长跪于岳王面前，千百年来，每位来参拜岳飞的后人，也不忘向这几个民族败类淬上一口。正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前段时间有个人突然宣称秦桧虽然是民族败类，但也要尊重他的“人权”，所以给他立了一樽站相，让他解除了长跪的姿势。想必此人是一位激进的反人权主义者，故意以此举来给人权二字抹黑，在当时被视为最大的笑话。
西湖，一直被视为充满柔美气质的女性湖，尤其是岳飞之前的苏轼一句“欲将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更是奠定了西湖的阴柔形象，但我却始终很难把西湖和柔美二字挂上钩。虽然有垂枝照水的杨柳，光洁如镜的湖面，但不能忘记这个美丽的湖泊边长眠着两位伟大的民族英雄。继岳王庙建于西湖之畔，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祠堂其实也建在西湖旁。于谦以一介文官，在皇帝被俘的情况下，力排众议，拥立了新的皇帝，痛击瓦剌也先，保卫北京而没有向敌人作出丝毫的让步。而于谦最后也不幸死于内斗，他和岳飞的遭遇何其相似。我突然惊讶的发现，除了中国的岳飞、于谦，还有高卢的圣女贞德、凯尔特的威廉华莱士、日耳曼的华伦斯坦、拜占庭的贝利撒留……为何每个民族的英雄都在对外战争中浴血奋战，让侵略者闻风丧胆，最终却要以一种凄惨的方式败在自己人的手中呢？我不相信所谓的劣根说，这或许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过程吧。
这两位境遇相似的民族英雄同葬于西湖之畔，湖面上仿佛依然映出两位英雄的身影，只让人觉得此湖充满着悲壮的浩然正气，而丝毫体会不到半分西子的柔美。正如清代文学家袁枚所言：“赖有于岳二少保，人间始得重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