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西元1129年）一月，粘罕攻破徐州，派先锋完颜拔离速、乌林荅泰欲、耶律马五率五千轻骑奇袭扬州行廷，宋高宗得报时金骑离扬州已不足百里。此时，骑兵的机动优势又极大的体现出来，宋军所存的主力都还在徐州前线，根本来不及回救行廷，宋廷历史上最慌乱的一刻出现了，宋高宗带近臣乘船渡江快速逃往镇江，御舟刚驶出瓜州渡口，就看见耶律马五的轻骑已经赶到渡口！这一段故事在许多野史中被演义成“泥马渡康王”的故事，格外惊险。高宗又从镇江逃往杭州，中途许多重臣死于混乱之中，还有一些下落不明。金军占领扬州后大肆屠杀平民，造成了惨烈的“维扬之祸”，混乱中军民议论纷纷，都认为主张逃跑的黄善潜是罪魁祸首，好几位姓黄的重臣被群众误认为黄善潜，死于乱拳之下，但黄善潜本人却安全逃到杭州。当然，他逃到杭州不等于真的安全了，现在大家也都认定是黄善潜和汪伯彦的逃跑政策导致了“维扬之祸”，御史中丞张徵弹劾二人大罪20条，最终被罢为知江宁府、知洪州，以户部尚书叶梦得、御史中丞张徵暂时主持尚书左右仆射的工作。拔离速的奇袭部队退出扬州后，宋廷暂时恢复了正常，与陕西军重新取得联系，以龙图阁待制王庶为陕西节制使，准备出动陕西军与金军对抗。
然而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意外，先期高宗派鼎州团练使苗傅、威州刺史刘正彦护送孟太后到杭州，有一支相对没有受损的精兵。苗傅认为自己很有功劳，但是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却升官比他快，当了签书枢密院事。苗傅认为王渊是宦官内侍省押班康履引荐，而康履是导致溃逃的祸首之一，现在杭州却派头很大，恨得咬牙切齿，于是联络与王渊有怨的刘正彦举行兵变。二人在行宫门外设伏，等王渊退朝时突然抓住一刀砍死。紧接着二人又派兵包围了康履的宅第，分兵捕杀宦官，见到没有胡须的人都杀掉。高宗得报后非常紧张，先派宰相朱胜非前往诘问，苗傅理直气壮道：“苗傅不负国家，止为天下除害耳。”苗傅见到高宗车驾后先山呼万岁，然后说高宗赏罚不均，王渊该杀，还要杀康履。高宗此时无奈，只好杀死康履。苗傅又说高宗不应当即位，要求他退位，让三岁的皇子即位，并让孟太后摄政，改元明受，此事史称“苗刘兵变”。
兵变发生后，臣民们都非常错愕，按宋朝的制度设计，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大家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关键时刻，时任吏部侍郎的张浚立即反应，找到资政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要求他签发军令，调集兵力平定叛乱。吕颐浩本来正在迟疑，有了张浚态度强烈的要求，下定决心调兵平叛。很快，御营前军统制张俊（俊，不是浚）、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以及检校太保、奉国军节度使、殿前司都指挥使刘光世几员大将接受传檄，带兵前来平叛。苗傅先派人刺杀张浚，但刺客深明大义，来到张浚房内表明身份并提醒他注意苗傅的暗杀。苗傅又向张俊、韩世忠许以节度使之封，但无人响应。韩世忠的妻儿本来都在苗傅手中，朱胜非骗他说如果派韩世忠的妻儿去劝降一定效果很好，苗傅居然听从了，可见智力相当低下。于是孟太后封韩世忠妻梁氏（野史称梁红玉）为安国夫人，带着小儿子跑出城去让韩世忠速来勤王。韩世忠率军猛攻杭州，苗傅派兵抵御，张俊、刘光世军相继支援都未能攻克。韩世忠下令：“现在是以死报国的时刻！士卒凡不面插数矢的都是没有力战，皆斩！”于是士卒无不奋勇。但这时苗军又拿出神臂弓防御，韩军确实冲不上去。韩世忠怒目大呼，亲自拔刀突前，苗军防御终于溃败。苗傅、刘正彦二人带两千精兵仓皇逃窜，韩世忠急忙找到高宗，高宗见到韩世忠激动得握手恸哭。韩世忠表示苗傅带着精兵逃到南方，如果不立即剿除将有后患，于是高宗诏韩世忠为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江浙制置使，追击苗刘。韩世忠在渔梁驿（今福建浦城）追及苗刘，持戈挺身在前，苗军士卒望见纷纷道：“这是韩将军！”于是惊溃。后来韩世忠抓住了苗、刘，均伏法，宋高宗复位。
高宗复位后封赏功臣，首功之臣张浚封为中大夫、知枢密院事，年仅33岁，成为寇准以来最年轻的宰执。吕颐浩封为同平章事兼御营使，成为首相。韩世忠封为检校少保、武胜昭庆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高宗手书“忠勇”二字作为军旗，封其妻梁氏为护国夫人。武将兼领两镇节度、妻同受封，韩世忠都开了先例。张俊封为镇西军节度使、御营右军都统制。
从苗刘兵变及其结果来看，这是一场非常意外的突发事变，按照宋朝的时代特征，本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但这件事的快速处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它本身确实不该发生。当一个规范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起完善的组织结构后，或许有人能趁混乱的时局作一把乱，但很快就会被当作误差处理掉。
趁这个机会，宋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制，搭建了更加适合时情的班子结构，尤其是重新设置御营司，成为皇帝亲掌禁军的机构。高丽、越南等藩属国也找到了新的朝廷，开始遣使来朝，现在宋廷终于挺过了靖康之难这场重大的公共危机，渐渐走回正轨。而北方的金帝国也扶植主动投降的刘豫为帝，国号大齐，统管华北平原，作为金帝国在中原的代理，自身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以适应统治中原其他民族的需要。
战斗，现在才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