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或许很多人只记住了汉武大帝的铁骑纵横，永乐大帝的万里海疆，只记住了亚历山大转战三洲的壮举，君士坦丁将基督定为国教，却淡忘了这位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政治文明的文治圣君。梅尧臣、欧阳修、晏殊、曾巩、庞籍、包拯、韩琦、富弼、范仲淹、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蔡襄、苏洵、苏轼、苏辙……一连串熠熠生辉的伟大名字如群星般闪耀在仁宗一朝的殿堂之上。没有一个门阀贵族，没有一个富商巨贾，全都是凭借自身才华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平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相信这是某些整天叫嚣着“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国家至今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远远无法做到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祖先在一千年前就显现出了这样伟大的文明，却被他的后人扭曲污蔑成了“文弱”。在某些人的嘴里，宋仁宗就是“文弱”的代表，动不动就扣上“投降派”的帽子，对西夏的三次败仗更是为他们所津津乐道，胜仗则选择性失明。而一些人退一步讲，说赵祯这个人很好，但是作为皇帝风格太软，缺乏魄力，并不适合主持一个超级大国。对此我只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宝元元年的那次自然灾害，宋仁宗以不能为民解难，将四位宰执同时罢免。请注意！罢免他们的原因仅仅是不能为民解难，而不是政治因素。试问古往今来，还有那位最高领袖有这样的魄力？炫耀武力是肤浅的野蛮行为，这，才是一个超级大国最高领袖应有的魄力。
继位的宋英宗虽然很有抱负，但在位仅4年。他在位主要有三件大事，一是因为名叫赵曙，所以签署枢密院事的官名改称签书枢密院事；二是支持司马光编纂《通志》，是《资治通鉴》的前身；三是所谓的“濮议”。“濮议”在历史上名气不大，但其实很重要。此事是因为英宗以仁宗远侄继位，其父濮王生前并未当过皇帝，但是英宗却坚持要给他追赠皇帝待遇，此事虽有部分宰执支持，但却遭到百官的反对，经过近两年的激烈争吵，英宗终于勉强达成目的。这件事很像明朝嘉靖年间的“大议礼”之争，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也想给他没当过皇帝的父亲追赠皇帝待遇，与群臣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十余年方才获胜。濮议和大议礼虽然争的只是个虚名，但是朝廷内皇帝却和大臣们处于对立面，最后朝臣们也会分裂成两派互相攻击，开始了一种非常不好的政治风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破坏了和谐社会。更为凑巧的是宋朝的濮议之后紧随而来的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熙宁变法”，明朝的大议礼之后也是以张居正为代表的“隆万改革”，不久后便是靖康之难和清军入关，这其中未尝没有必然联系。
宋英宗虽然年轻，但身体很差，在韩琦、欧阳修、包拯等重臣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同意预立长子颖王赵仲针为皇太子。治平四年（西元1067年），宋英宗病危，韩琦果断拍板，拥立皇太子继位，改名琐，即为宋神宗。英宗享年仅36岁，在位4年。韩琦作为三朝宰辅，最初在陕西军对西夏作战，屡立战功，作为宰相又推行“庆历新政”，更两次主持继位，使帝国平稳渡过危机，实乃不可多得的社稷之臣。宋神宗即位后，御史中丞王陶提出韩琦担任宰执时间太长，逐渐养成了一些跋扈行为，不能再继续当下去了。于是六旬高龄的韩琦免去实职回相州家乡养老，建设了著名的“昼锦堂”，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私立学院之一。熙宁八年（西元1075年），韩琦卒，享年67岁，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配飨英宗庙庭、从祀孔子，神宗亲自为其撰写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宋神宗即位时年仅20岁，志向远大，最爱摆弄太祖太宗的兵器，有荡平天下之志，他下令编篡的《武经七书》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学院的官方指定教材。当时王安石因为提出许多新颖的治国理论而名噪一时，年轻的宋神宗也被他的理论所深深吸引，曾与其畅谈。神宗说：“我想效法唐太宗，需要得到我的魏徵。”王安石说：“得到我就你可以成为尧舜，唐太宗算个屁。”其实在韩琦辞相时宋神宗就曾主动提出：“您离开后谁可以执掌国事，王安石如何？”韩琦答道：“王安石做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但是做宰相则万万不可。”宋仁宗在位时，也曾指出过王安石才华甚高，但性格有严重缺陷，不宜为相，当朝的官员也大多反对其升迁。但最终神宗还是顶住各方压力，于熙宁二年（西元1069年），将王安石提拔为参知政事，并开始实施其新的治国理念，次年又迫不及待的提为同平章事，成为首相。
与庆历新政主要针对整顿吏治不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主要着眼于财政经济，有农田水利、青苗、常平、均输、市易、保甲、募役、免行、矿税抽分等方案。其实这些新法的理论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利于增强国家财政实力，拉动社会经济发展，而这些新法中的利率调节、政府购买、税收调节、通货膨胀等等，其实就是现代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法，也成为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的渊源。西方人极度崇拜王安石，将其誉为天才的改革家。列宁在其1906年所作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伟大改革家”，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外国人对王安石的研究可以处于一个很超然的角度，因为他们只看到王安石的理论，而不必考虑实施的实际情况，就像人类用小白鼠做实验，不必考虑小白鼠本身所受的痛苦。对于宋帝国而言，激进的采用这些新法确有许多实际困难，满朝文武的一致反对并非没有道理，而这个时候，王安石的性格缺陷开始显露。
首先是新法的义理问题，熙宁变法的直接目的是扩大财政收入，然而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尚无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公开宣称其政府以盈利为目的。王安石犯了这个大忌应该尽量低调的埋头做事，然而以他的性格，却非常不以为然的和道学家们辩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正义的地位。在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中，将政府也视为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甚至有以政府作为盈利主体的财务分析方法，但这毕竟只能停留于数学模型，王安石却将全国人民都当成他的数学模型，其目中无人，震惊天下。
其次是新法推行太过于激进，这么多措施同时推出，而且基本上都是一步到位，没有任何缓冲。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都是循序渐进的合理过程，所谓“休克疗法”经常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们现在深化改革最强调把握好速度、效益和质量的辩证有机结合，科学发展观则是全面、协调、以人为本、可持续的发展观，并且要坚持“五个统筹”，王安石显然违背了这些科学原理。义理问题那些道学家们嘴巴可以说，但影响不到王相公办事，同僚们面上也维护道学家，但实际上都心知肚明。不过当王安石过于激进的推出这么多措施时，他们也不得不站出来反对。事实上，所谓的“旧党”并不是真的反对这些新法本身，而是反对王安石操之过急。
再次是王安石的用人问题，他提拔起来的曾布、吕惠卿、蔡京等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奸臣，在徽宗朝充斥朝廷，安能不有靖康之难？
最后是最重要的，熙宁变法承接濮议，将宋廷的“党争”风气发挥到了极致，很多重臣忘却了自己的宰执重任，逞权术之争，将宋廷的决策机制带入到了一个非理性时代，这个问题我们还将在靖康之难中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