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

这一段和宋夏战争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涉及到宋廷的运作方式重大改变，有必要讲明，否则下一篇也不易理解。

元昊称臣后，宋廷暂时从陕西军务中解放出来，此时建国已经八十年，很多问题已经积蓄到了一定程度，亟需一场改革来解决。就在此时，宋仁宗很适时的发起了著名的“庆历新政”。从庆历元年（西元1041年）起，宋廷陆续召回陕西前线的几位重臣韩琦、范仲淹、富弼、文彦博、庞籍等人，进封为宰执，主持变法。一般认为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主导者，他当时的职务是同中书门下参知政事（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顶头上司是同平章事（首相）晏殊。范仲淹向仁宗提出十条意见，主要集中于吏治，加强对官员的考核。作为一个建国八十年的大国，大宋的官场上早已是盘根错节，改革吏治自然是重中之重。当然，还有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加大推广纸币：交子。交子早在大中祥符元年（西元1008年）便在民间发行，天圣元年（1023年），宋廷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开始官方发行，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庆历新政中加大了纸币的发行力度，甚至市场一度谣传要完全取代铁钱。

庆历新政涉及到很多官场直接利益，遭受的阻力也很大，但是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等重臣通力合作，最终得以推行，极大的改善了官场风气，政治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现代有些人说庆历新政受到保守派的阻挠而失败了。这很奇怪，它明明是非常成功的。虽然范仲淹本人不久被罢相，但这主要是因为他和吕夷简的私仇，而他在变法的过程中确有操之过急，被吕夷简抓住把柄。他罢相后韩琦等人继续担任宰相，宋仁宗采取非常合适的节奏继续推进庆历新政，取得极大成功，这也正是宋仁宗深受后世颂扬的主要原因。

皇祐四年（西元1052年），资政殿学士范仲淹卒，享年64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赠魏国公，宋仁宗为其亲笔纂写《褒贤之碑》。噩耗传到陕西，鄜延、环庆的百姓和数百羌蕃酋长聚集在他的生祠“哭之如父”，斋戒三日而去。虽然范仲淹到最后只当到参知政事的副相职务，没有位极人臣，然而就像贝利的10号、乔丹的23号成为球场上永恒的经典一样，范仲淹的“文正”这个谥号也成为后世官场的最高谥法，士大夫以“生封宰相，死谥文正”为最高追求。其名篇《岳阳楼记》中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为无数后人景仰的道德标杆。范仲淹作为一个贫民遗腹子，靠政府救济勉强长大，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全凭科举入仕，并以才华上进，集才干和正直于一身，在陕西边防带兵屡立军功，又入阁为相主持变法，一生操劳，只为国为民，而决不为个人成就，完全符合儒家的一切道德标准，报了幼小立志苦读之愿，也被朱熹子盛誉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其人虽已逝千年，但其名却光照万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士子为国家民族奋斗终身。

皇祐初年，一位百越酋长侬智高在广西一带反叛。由于他占据有利地形，宋廷初时进讨不利，损兵折将。最后在宰相庞籍的力主下，由枢密副使狄青调集陕西军精锐进剿，于皇祐五年将侬智高捕杀。狄青也因此功成为北宋唯一一位纯粹士卒出身的枢密使，并成为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人物。不过在很多关于狄青的野史中都用到了一位大反派庞太师，应该是以庞籍为原型，但历史上的庞籍不但是位良相，而且对狄青有知遇之恩，野史为何如此演义，令人费解。

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宋仁宗驾崩，享年53岁，在位41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宋仁宗子均早亡，在韩琦的主持下，立其侄、真宗兄商王之子濮王之子赵宗实即位，改名曙，即为宋英宗。宋仁宗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仁宗”庙号的皇帝，其仁厚程度史所罕见，即使普通百姓也很难达到。史书中有许多称颂他圣明仁厚的例子，尤其是被谏官包拯（包青天）把唾沫喷到脸上却仍然采纳其意见，这在某些臣子必须蜷伏在地上对上级诺诺唯是的朝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仁宗崩时，“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许多城市自觉罢市致哀，号哭之声，不绝于巷。噩耗传到契丹，辽道宗（耶律洪基）当着满朝文武失声恸哭，几欲昏厥。宋词婉约派掌门人柳永，因在殿试中被宋仁宗淘汰，一生功名尽废，只能“奉旨填词”，与仁宗有不解私仇，仍然衷心的写下了“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的诗句。宋仁宗在现代名气并不大，走在街上十个人有九个都没听说过他，但历代文士却将其推崇为中国甚至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晚明大思想家王夫之就说：“自三代而下,论太平之盛世,唯汉文帝,宋仁宗与本朝孝宗皇帝而已。”明朝后期的思想家朱国桢等普遍持相同观点，把这三位和平君主的地位放在了汉武帝、唐太宗甚至明朝人最崇拜的明太祖、明太宗之上。